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梅汝璈（1904～1973），字亚轩，江西南昌人。1916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4年考取公费赴美留学项目，入读斯坦福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192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学习，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梅汝璈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山西大学、中正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复旦大学等，讲授英美法学等课程。
1946年，梅汝璈被任命为我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法官。在安排法官座次时，首席法官韦伯希望在自己的左右安排美英法官，在开庭预演时将中国法官安排在英国以次。梅汝璈对此提出严正抗议，认为无论是从受日侵害、牺牲贡献，还是从受降签字顺序来看，中国都应排在第二，坐在首席法官左侧第一位。他甚至脱下法袍，以免被记者拍照登报，造成既成事实。最终首席法官不得不妥协，在投票表决后，终于按受降次序排定了座次。
中国法官团队还参与了判决书的起草工作，负责撰写其中“日本对华侵略”一章。梅汝璈竭尽全力投入到这一工作中，并于庭审结束的一个月之后完成了长达200多页的判决书起草，经他建议，判决书还对“南京大屠杀”单列一章。在决定对被告的量刑时，法官会议中产生了很大分歧，有些法官因本国已经废除了死刑，不主张对战犯处以死刑。梅汝璈为此心急如焚，寝食难安，日夜与各国法官磋商。他在日记中写道：“若不能严惩战犯，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经过梅汝璈和多数法官的努力，法官会议在最后的投票中，以6票对5票的微弱多数对7名被告做出绞刑判决。
1948年底，南京政府任命梅汝璈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部长，他托词迟迟不到任。1949年6月，梅汝璈设法由东京抵达香港，与中共驻港机构取得了联系，而后由港赴京。1950年起，梅汝璈先后担任外交部顾问、法学会理事、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等职。此后，梅汝璈还任第三、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为新中国的外交与法律事业做出了贡献。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忘国耻，首次提出政府应该研究南京大屠杀，然而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重视。“文革”开始后，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他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也被造反派抄出，试图烧毁，他严词周旋才保住了法袍。1973年，梅汝璈在北京辞世，终年68岁。梅汝璈一生留下多部著作，其中包括介绍东京审判的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向哲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
向哲浚（1892～1987），别号明思，曾用名向哲文，湖南宁乡人。少时家境贫寒，1910年考入清华学堂的前身游美肄业馆，毕业后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文学和法学，并获得文学和法学学士学位，随后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国际法，获法学博士学位。1925年秋，向哲浚回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任教。为了取消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他参加了北大“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并任法学权威王宠惠的秘书，又随其到南京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秘书，而后国民政府收回了部分领事裁判权，向哲浚亦实现了一大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