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的繁荣，无论是交易所、游乐场、舞厅、报纸杂志、戏剧，都呈现着速生速朽的特点。“晚间有晚舞，下午有茶舞，中午有餐舞，最奇怪的是有几家舞场还举办晨舞。”陈存仁的笔下，寻欢作乐的舞场交织着末世狂欢的气质，“前方抗战，后方跳舞……前方的战事越是激烈，后方一部分人富的更富，穷的更穷，两种人的生活各趋极端。”当时的新贵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商界的，所谓暴发户；一种是属于政界的，所谓沐猴而冠的人物。”反日的言论和活动也只能在租界内进行。大量报纸杂志的从业者鱼龙混杂。“那时候办报刊是很容易的，大量的出几期又没有了。有许多办刊者就是所谓的‘流氓报人’，把政治当生意做，只要给钱，让我怎么讲我就怎么讲。租界内办一份报纸讲抗日，日占区办一份报纸又亲日。”陈子善说，“租界就是各种政治势力较量的场所，尤其混乱，穆时英、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法官郁华都是在这一时期被暗杀的。”
经过1938到1939年繁荣的顶点之后，租界开始逐渐有了萧条的趋势，1939年爆发在欧洲战场的战争导致大批租界的欧美侨民回乡参战；供应到上海的原料和产品也日益短缺，商业的繁盛不如往昔，政权的动荡让人们愈发不安。相较于租界内胜负未明的政局，属于华界的南市、闸北、浦东则在沦陷的命运中更早地进入了看似平静的状态。1940年6月30日，在饶家驹离开上海半个月后，难民委员会不再继续收留和救助难民，安全区就此关闭。
1941年12月8日，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上午10时左右，日军从苏州河各桥梁分路进入公共租界，东自外滩外白渡桥起，西迄西越界筑路地段，每一道街口都有日军放哨。这些日本兵有的戴眼镜，有的蓄着短短的胡子，有的在抽香烟，一律都是横枪而立，不声不响，就像木雕泥塑的人儿一样。”陶菊隐记下了日军开入公共租界后的第一个镜头，最后的孤岛也在战争的漩涡中消失了。这导致了上海的人口、机构在战争初期大量迁徙之后的又一波逃难潮——去往香港或者更广阔的大后方。当然，有更多的人仍然留在当地。这场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会如此漫长的战争，距离它兵荒马乱的开局，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年头。
陪都重庆：新的地域与阶层
战前，包括重庆在内的广大西南地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远远落后于发达的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一带，与国家的命运、与世界的关联，处在一种更加模糊不清、自成天地的格局之中。“战前重庆社会与人际关系中，最突出的是‘袍哥’组织的存在。就是来往黑白两道、行走江湖的帮会组织。”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郝明工告诉记者，“重庆在抗战前人口不到40万，其中参加袍哥组织的有七八万，加上家属就占了重庆人口的大部分。”袍哥行事，重在“拜码头”，讲义气，江湖之上，你来我往，彼此关照。这种带有原始落后性质的帮会组织，根源在于旧时川人生活中人际互助的需要。巴蜀既一时为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更远未深入民众心中，可以说，直至抗战爆发之初，仍是那些传统的义理人情、粗犷豪放的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重庆社会转运的内部肌理。然而动地而来的鼙鼓，即将从根本上改变和重塑这座古老的山城。
“抗战刚爆发的时候，我们家住在渝中区大溪沟马路边一个三层的小楼房里。报馆经常发号外讲战争的消息，晚上总听到‘号外、号外’的声音。我们都很关心，又懒得下楼，就把准备好的钱放在竹篮子里，用一根绳子从楼上吊下去，报贩子取走钱，把报纸放在篮子上，我们再拉上来。那时候许多人家都这么做。”92岁的老教授尹从华记忆中的这一幕有一种奇异的生动，如在目前。黑暗里悬在半空中的竹篮像一个隐喻：游离于中心之外的偏远后方，在摇摇晃晃的悬置状态里终于也要不可抗拒地被卷入战争的汪洋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