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期间发生的棘手的“高陶事件”相比，青岛会谈的进展显得相当顺利。汪伪政府成立后，梁鸿志任“行政院长”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将解散，原维新政府的大小头目都将在汪伪新政权中量才录用；王克敏任“行政委员长”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得以保存其在华北自成一体的既成事实，按照日本对华北地区“国防上与经济上为强度结合地带特殊性”的规定，只是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仍然保留住了汪伪无法渗入的一方小天地。赶来趁火打劫的还有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任主席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派来了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作为代表参会，获得了汪氏对其享有“高防共自治权”的认可，也意味着他承认了日本对“蒙疆”地区的占领。
青岛会谈的顺利进行令周佛海颇为得意，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次会议姑不论将来有无变化，结果实可谓完满也。此皆事前筹备周到之效。吾辈运动又告一段落矣。”这种欣慰未免自欺欺人，实际上，青岛会谈本就属形式，自汪日密约签订后，众伪合流的基础就已经由日本人确定完成，各汉奸政权已分赃明确，自然也不敢闹事。
1939年9月，汪精卫已与梁鸿志、王克敏在南京举行过一次会谈，那时的气氛还是很不愉快的。三方在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名额分配、汪伪政权成立后“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地位、“维新政府”取消后人员的安排问题上争吵不休，最后在日本方面的干预下才勉强取得一些协议。
伪政权之间的利益协调，还是要以背后“主子”的意志来行事。陶希圣后来回忆说，南京会谈时，王克敏听到汪精卫说明统一组府的来意，就坦白说道：“我们三个人商量没有用。这件事要他们协商好了，也就可以做了。”王克敏说的“他们”，就是汪精卫背后的影佐机关、梁鸿志背后的原田机关和他自己背后的喜多机关，三方争论无果，当天下午径由影佐、原田和喜多三方会商。陶希圣说：“这么一来，使我们更加看透了傀儡之所以为傀儡者的鲜明事实。我和佛海、思平在夜间寄宿于这幢房子后门对过的房子里。我们谈话之间，说到一个譬喻，就是四个人打麻将，每一人的背后有一参谋。打到两圈之后，四个参谋都伸出手来，直接打了起来。那座位上的四个角色反而束手。”
与汪伪集团相比，王克敏和梁鸿志都已是日本在华扶植的老牌汉奸，“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也是日本仿照伪满洲国炮制的另一个傀儡政权。
德王原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郡王，倚仗日本关东军的支持，在“卢沟桥事变”后企图策动蒙古独立建国，但并不被日本允许，一直将其当作傀儡政权看待。关东军另在察南、晋北两地区各建立了一个地方傀儡政权，后来在与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利益争夺下，关东军决定将察南、晋北与德王的政权拧在了一起，稳固自己手中的势力范围，将其改组为“蒙疆联合委员会”。
平津沦陷后，华北方面军积极筹建华北伪政权，华北日本特务机关原本想请吴佩孚出山，但吴与日军始终巧妙周旋，最后日军选中了曾在段祺瑞政府担任财政部长的王克敏。1937年12月，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企图将蒙疆各部直接隶属于其政府之下，双方因此矛盾激烈。
双方关系紧张之时，1938年在华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等汉奸在日本华中方面军的扶植下粉墨登场，管辖苏、浙、皖三省和日占区的宁、沪两个特别市，形成了与“华北临时政府”相对峙的另一大汉奸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