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府成立之后，日本迟迟不宣布承认，只为对仍在进行中的重庆诱降活动留有余地。在“桐工作”几近宣告失败后，汪日两方才在1940年7月5日开始关于“国交”调整的条约谈判，以此来宣告日本对汪精卫政府的承认。在这次谈判中，日本的态度更为强硬，交涉的条件也更加严苛，前首相阿部信行提出了要汪精卫遵守的三条原则：以近卫声明为基础，以1939年底签订的汪日密约为标准，因战争在继续，条约中应有与平时不同的特殊条款。直至9月下旬，日本才在不断修改后，与汪精卫签订了《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并直到11月底，“桐工作”正式宣告失败后，才宣布承认了汪伪政府。
参加签字仪式的汪精卫，被描述过他复杂的心情：“他穿了一套礼服，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抵达以前，他站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惋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两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拔，用力地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欢迎大使的军乐起奏了，阿部已经缓缓地进来，立在汪氏旁边任翻译的周隆庠，低声向汪氏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汪氏像霍然从梦中醒来，面上重新露出了一丝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礼堂，完成了签署手续。”
汪伪政府成立后筹建了伪军、改造了金融市场，并于江浙两省大部沦陷区和皖、粤、鄂三省部分沦陷县进行了“清乡运动”。“清乡运动”的目标是为了肃清沦陷区内的抗日武装，使汪伪政府的“政治力能推行及于乡村”，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但无论是办伪军校还是伪中央将校训练团、警官学校，抑或是曾在高潮时期将势力较为广泛地伸向基层的“清乡运动”，最终都无疾而终，收效甚微。
曾经对“和平运动”和组府态度最积极的周佛海，也在日记中记录了汪伪政权的窘境和他“和平救国”理想的破灭过程。1940年5月26日，汪伪政权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周佛海写道：赴汪处谈一小时，对前途颇感渺茫，“苟和平得达，虽亡命亦所不惜，但世变多端，恐和平终不可期，而吾辈又无立足之地，盖日本少壮派尚有主张征服中国，对余辈尚欲加害者，情形如此，令人不安”。到了1941年初，周佛海已深深感到“和平运动”的错误。“余深感过去在汉，在渝，对于日本估计过高，对于我国估计过低，而于美国动向认识不清，因观察误谬，至有和平运动之产生。一念之差，百劫不回！”
1944年，汪精卫走进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褚民谊在战后审判的“自白书”中曾说道：“往事如烟，不堪回首。汪先生……既为救民而来，而又不能有强过临时、维新两政府之表现，有时受日人迫胁，竟至闭门痛哭。”汪精卫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43年12月的一场手术，虽然取出了1935年遇刺时留在体内的弹片，但诱发了一系列感染。在此后的两个月中，汪一直不能站立行走，精神至为焦虑。次年3月4日，他再次接受了手术，但自此一病不起，于11月10日客死东瀛。
汪精卫死后，他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陈担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周则掌握伪政权外交、金融、财政、军事和特务大权。抗战胜利后，陈公博作为汪伪政权的第二号汉奸，被判处死刑。周佛海在抗战末期已经暗自私通戴笠，向蒋介石投诚，尽管如此，抗战胜利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当局仍不得不审判周佛海，先判死刑，后被蒋介石特赦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病死在监房中。在关键时刻与汪氏集团分道扬镳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得以善终。“高陶事件”后，高宗武远遁美国，弃政从商，一直到1994年去世。陶希圣重回重庆阵营，任蒋介石侍从秘书，1988年在台湾逝世。
（感谢实习记者付雪航对本文提供的帮助。参考资料：《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黄美真、张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汪精卫集团投敌》，黄美真、张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今井武夫回忆录》，今井武夫著，上海译文出版社；《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黄美真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南京市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李志毓著，牛津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