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亮：我不觉得。我觉得其实一辈看一辈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当然是仰望侯导那一辈，但他们看我这一辈，很难讲真正的认可。侯导，我觉得他对我是更开放一些的。可是我想说，他那个时代的氛围，像我这样的方式也很少。比如讲到很多大家不太谈论的议题，比较禁忌的问题、性向的问题，或者社会的阴暗面，表现的方式也是比较极端一点，大概是从我开始有类似手淫的画面这种描述。再加上它不卖座，所以大家就有很多的口实。我的情况是比较独立一点，有时候我很难去谈电影圈的事，因为我从头到尾就没有特别觉得我是在聚类的，我其实是在边缘上工作的。但是这些边缘，也必须要受到一些，比如侯导那个年代的气氛的影响：创作第一。还有就是拍个人的电影，我很难去理解大家把电影分成台湾电影、亚洲电影，我说台湾电影已经有那么多种类了，那么多导演，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气氛。包括侯导拍的台北，杨导拍的台北，跟我拍的台北，都是不同的角度，兴趣的地方是不同的。我是比较阴暗，大家最不爱看的那个，所以我被质疑得很严重。
三联生活周刊：而创作第一的新电影精神的确令台湾人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无论侯孝贤、李安，或者你。
蔡明亮：台湾电影长期以来基本没有跟外面脱轨。一段时间跟欧洲经典电影是脱轨的，但很快也解决了，所以包括李安、我、侯导，我们看武侠片同时也看歌舞片，看各种乱七八糟的商业片、艺术片，都是一样的。等你做导演的时候，那个年代提供的就是一个抉择的概念。如果你的世界里面只有商业片，就没有抉择了，就是做商业片。那你的世界里突然出现了一种所谓的个人风格，作者论的电影的时候，你被吸引，你就要抉择。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
比如，我看李安，我觉得李安的思维是改变很多的。但李安的基础，就是非常市场概念的，他是跟观众在一起的，他是这样的，比较通俗。他也可以做出他的风格，做好的商业片嘛，他是真的把商业片做得很好的一个导演。侯导呢，他是慢慢要做回自己的。我觉得他自我的意识越来越强。我是一直都这样的，我就是想要做我自己。这就是你的价值观的问题，想做哪个部分都可以做得很好，如果你够强悍，你就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共同的养分都很接近。可能跟我们那一辈的氛围有关，吸收的方式有关，我们的渴望，我们看书，我们有强烈的饥饿感。
其实我是外来的，我是从东南亚来的。能看到我的意识里有更多的不被约束的感觉。我从一般的商业片开始，底下的工作场记什么的，我都做。我不讨厌商业片，看着长大的，尤其还喜欢那些明星。当我身入其境，我觉得，这个商业操作太困惑我，让我太不幸福，太捆绑了，太没有出路的感觉。我是没有办法，我也想逃，要么我就不做电影，要么就做成另外一个东西。我大概有这个个性，我就往那边做。
所以大家看我都觉得我是个怪人，可能包括侯导那一群长辈看我，基本上他们都觉得我很怪。包括我卖票这个事情，他们都觉得不可理喻。他们对电影这个概念大概是，我拍完就是大家应该到戏院来买票，因为我是替你们着想。可是我从来不替谁着想，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邀请你来看我的电影。不是说我做一个商品，我就估算好（如果我做商品我当然要估算好），你要不要来买。可是我知道我不是这样做，所以我就必须要去邀请你来看，把票送到你面前，问你要不要买。很多分歧。但我有时会想起那个年代，最珍贵的时候，的确是侯导他们那个年代，你不会觉得电影那么孤独。到了后来，电影就越来越孤独。即便是侯导，他都说了没有人像他那样拍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