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导的电影，美学和诗学的层次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我觉得最宝贵的并不在此。很多人一说历史就是奇观的、遥远的，一说美学就是作者电影，是个人的、人性的、超越的，侯导刚好在这几股力的交错点上，他有一个侯孝贤对现实情境非常纠结的、沉重的承担。比如说原来的剧本里有杀一屠夫救千万人的剧情，但他舍了。有人说是人性战胜了异化，但我觉得他不是在这个层面上。包括聂隐娘最后所做出的选择，包含了一种极大的进入到那个情境的承担。因为侠客和刺客某种意义上都是超然物外的，但最后他让她变成了一个个中人，他体认那个情境才做那个承担，所以结局是不杀。
三联生活周刊：我觉得侯导是一个特别“台气”的人，比如那种江湖气。
戴锦华：你在台湾还看见谁像侯导？我觉得是“豪气”，这两个字是完全正面的，既不是漫画化的也不是浪漫化的，我觉得他就是这样一个大哥。这个大哥不是仗势欺人的大哥，而是我照顾你们所有人。我照顾你们不是说你们给我磕头，而是我帮你们排忧解难，我给你们提供你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且是不计代价地帮助别人，最后你就诚心来追随，这也是我自己的体验。我跟侯导没有任何交集，但每次去台湾只要打个电话侯导就会安排，实际上就是准备好了“你要访谈我吗”。这种东西完全用不上“社交”这两个字，就是亲亲融融地相聚。我不觉得这是“台气”，因为我没碰到其他人是这样的。我的感觉，其实台湾范儿完全是另外一种。
艺术电影与资本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现在电影越来越被资本控制，为什么侯孝贤还可以做一个例外？
戴锦华：我觉得是他自己的坚持。如果他乐意做妥协的话资本不会发生这么大的问题，不会筹备这么久。当我们听到一个影片筹备了几年时，你大概会知道后面会是一个心酸的故事。侯导自己在戛纳做答词时说得挺心酸的，他说拍电影不容易，找钱更难。
三联生活周刊：他的电影投资9000万元人民币，跟大陆动辄几个亿的投资相比好像并不算高。
戴锦华：有可能大环境并不想给艺术电影投资。我记得当年商业化集聚时，侯导还安慰我说，别着急，电影工业规模越大越好，因为艺术电影不会是主流，也不应该是主流，电影工业规模大了以后我们艺术电影有一点空间就够了。可现在看来我们的规模大到这个程度，还是没给艺术电影空间，这是挺悲哀的一件事。大家都知道比如美国电影和美国独立电影之间的关系，美国电影和欧洲艺术电影的关系。好莱坞大工业，那是非常清楚的东西，艺术电影和独立电影就是发动机，既培养人才又能进行语言试验、叙事尝试，大工业才能不断地获得新鲜血液。可是我们现在这种赢家通吃的逻辑完全不打开空间给艺术电影。
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侯导有特别强烈的要对投资负责的意识，花多少钱，钱怎么来是跟他关于回报的考量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跟我们通常认识的艺术电影和艺术电影大师的状态完全不一样，这点也是我特别感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