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虎并没有经历过中国摇滚乐“精彩”的第二代，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安于现状的年轻人写出了不同于崔健的摇滚音乐。高虎向往那个时代的音乐，他仍旧记得自己在听到《黑豹1》时的好奇与兴奋。去北京几乎成为他在年轻时的唯一想法。
如今已经步入中年的高虎看起来有些瘦小，他讲话温和，略有腼腆。就算是回忆起“很久以前”那些略显荒诞的演出经历时，他也只有怀旧，没有讽刺。他是“痛苦的信仰”（以下简称“痛仰”）乐队的主唱，这支乐队成立于1999年，这是很多乐评人开始谈论“摇滚已死”的年代。至少，新的纪元似乎被轰轰烈烈地更替了，这支硬核摇滚乐队在走过16年后，成为一支温和的摇滚乐队，而高虎对音乐变化的辩解则是“更接近内心”。
以往那些强烈、叛逆的名作对现在的他来说，可能有点“躁”了。如今，参与音乐的仪式性早已被移动网络消解，高虎本人则对这些异议淡然处之。一切都来得那么快。高虎觉得，在投入摇滚20年后，做什么都比一成不变来得强。他说：“摇滚更需要去打破一些常规的，建构一些新的。我觉得再过几年，还会有人去争议。有争议，说明这个事一直在往前走。”
高虎早已习惯了充满变数的人生。他是江苏人，却出生于新疆天山脚下；在少年时就完成了从好学生堕落为“阿飞”的戏剧性过程，几乎在每次考试后都会被父亲暴揍一顿，早早学会了抽烟、喝酒和流浪。1984年，他离开故乡，自此23年没有回去。在那些年里，他做过电工，打过零工，去过深圳、北京、西藏、尼泊尔、云南。他在迷笛音乐学校度过了深入音乐最初的纯真时代，在树村与同样年轻贫穷的独立音乐人们一起困顿了多年。
痛仰乐队也是由一系列聚散离合组成的。“第一批成员都是迷笛学校的。但是鼓手为了生活没多久就去做其他事了，后来鼓手又更换过几次。第一任吉他手由于要去日本进修离开了。‘夜叉’（乐队）的吉他手加入了我们。贝斯手中途离开过一阵子，但是又回来了。成员才算是稳定下来。”在磕磕绊绊的生活、来来去去的组合和不断加速巨变的时代中，“痛仰”坚持了下来，成了一代代年轻乐迷仰望的精神偶像。2001年，乐队获得年度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最佳乐队提名。首张专辑《这是个问题》选入《通俗歌曲》杂志年度十大最佳唱片，乐队亦被评为最佳硬摇滚乐队，自此一发不可收拾。“痛仰”在新金属风格方面的独特探索，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与那著名的“哪吒自刎”标志一起成为中国式摇滚的某种代言。
2007年，高虎经历了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他失恋了，而乐队元老——贝斯手张静也在此刻突然宣布离开乐队。高虎选择沿着危险性极高的新藏线一路行来，最后与张静汇合在云南。这一场戏剧性的自我放逐，使“痛仰”完成了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进化。2008年，乐队的第三张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发布，风格不再是纯粹的重型摇滚。在争议与褒奖中，高虎觉得自己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到了现在，“痛仰”签了新的唱片公司，不厌其烦地歌颂起美好与爱情。回忆起乐队名称的原意，高虎的笑容遥远起来：“当时有一天情绪有些低落，刚好旁边放着‘痛苦的爱’乐队的磁带。其实‘爱’对我们来说是很敏感、甚至有些贬义的词，因为流行歌曲里面总是爱来爱去、你死我活的。但是这‘痛苦的爱’也是一个摇滚乐队，我就在想，有没有比‘爱’更宽泛一些的，那就是信仰。”
曾经的敏感终于沉淀为宽容，连嘲讽也变得温柔。高虎觉得，自己只是顺势而行，不想拧巴而已。但在他的只言片语中，以往那个“死磕青年”似乎还是若隐若现。比如在“知乎”上，他就以极为简洁的语言回答了那个“复杂”的问题。
“不会停止我的音乐”——专访高虎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成立乐队之前是怎样一种状态？
高虎：我从21岁时开始学吉他，那时候听摇滚乐，就认定它了。去“迷笛”学吉他之前，为了赚学费，我先去深圳工作了几年。其实就是想组乐队才会去的，一开始特别想当吉他手，那是一个吉他英雄的年代，很多吉他手仍旧是我的偶像。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后来去了迷笛音乐学校？
高虎：去之前，我的期待值很高，我想象中的北京是和古龙小说一样的江湖世界。我从小看武侠小说，我觉得我是有武侠情结的。但后来发现现实并非如此，好多人打扮得摇滚，却并不像我认为的“摇滚”那样，也发现了不真诚的人，所以很失望，因此也借酒浇愁了一段时间。但是在“迷笛”学习期间，老师说过，做音乐首先要学会做人，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