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大陆青年可以在盗版碟上观看侯孝贤的电影《风柜来的人》和《冬冬的假期》，比起这些电影的诞生时间已晚了大约10年。从那时候开始，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在大银幕上观看他的电影《刺客聂隐娘》，这中间的漫长时间，侯孝贤又创造了许多电影，几乎每部都被大陆的文艺青年们所喜爱，可是，我们对他的了解，基本来自那些电影，和一些不够清晰的周边人的回忆。
可是真正坐下来了解他，就会有种奇特的感觉。他的电影和他的人生密不可分。他早期的电影就是讲个人故事的，从个体出发，自己的生活，自己对人生的感受，自己亲人的，都是私人化的电影书写。这和多数导演并不相同。
到了以《悲情城市》为代表的台湾三部曲的时候，侯孝贤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径。用中国文人化的抒情语言，去描写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重点还是讨论人，人是他的电影关注所在，描绘角色，让角色活起来，再去带出那个时代的底色，包括最新的描绘唐朝刺客的《刺客聂隐娘》还是如此。他在用他的电影讲述人生的苍凉，但是又不尽如此，因为人有力量的时刻，都是痛苦的时刻，人生只有在困境中，才能发挥力量。他的电影给我们巨大的影响，就在于这点，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电影工业的限制。
人生即电影
侯孝贤和无数人讲过他和他的成长地凤山的故事。我没有去过那里，却在法国导演阿亚萨斯拍摄侯孝贤的纪录片里第一次看到高雄的凤山，不禁一愣，那就是最典型的台湾小镇场景，镇中心就是一座城隍庙，那是南国的庙宇，屋脊上全是各式彩瓷雕塑，往上挣扎着，像是野火在烧；而庙宇就是那时候台湾小镇的活动中心，打群架的孩子、摆摊的小贩、没正式进入黑社会的小混混、漂亮的姑娘，都会以庙宇为中心展开活动。侯孝贤那时候不仅常在地面活动，更多的时候，在庙前的芒果树上，一边摘着芒果吃，一边茫然地看树下活动的人群，他说因为爬上树，一时间不会离开，而是先吃，吃完再带，带完再走，吃的时候很专心，因为害怕被抓，所以很警惕，看下面有土地公的小庙，看周围的风景、看树、看稻田；有时候会有人出来，午休的时候会有人骑车掠过，因为专心，所以听见蝉的声音，看到风在摇晃树枝头，感觉到某一瞬间的时间凝固。凝固是情感的放大——而电影里的时间就是这种情感造成的。
后来无数影评作者分析，他看芸芸众生的眼光就是那个劲头，从高空俯视，好奇而又平静。
侯孝贤自己解释这种眼光其实是“苍凉”，这个词，是他喜欢的作家张爱玲最爱用的。按照他和台湾作家朱家姐妹的关系，这个词语也许最先是来自她们那里，可是却慢慢内化到了他自己的电影中。他解释说，很多人说以他的个性，很热情，也很容易与人相处，怎么会以苍凉来结论自己的电影呢？他自己解释，是因为在童年里，他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世界的眼光，再也逃不掉了。哪怕开始再爱闹再爱笑，也就是暂时隐藏这种眼光。
1947年，侯孝贤的父亲在他出生40天的时候，带自己的学生从广东梅县到省城广州参加运动会，他那时是梅县的教育科长，结果遇见他在中山大学的校友。校友当时在台中当市长，邀请他去看看，结果他真的去了，写信回老家，说台湾还有自来水供应，第二年，全家都搬家去了台中，父亲担任市政府的主任秘书。后来台中市长还帮他找到过他父亲的委任状。1949年，他的父亲改在台北上班，可是因为潮湿气候染上肺炎，在侯孝贤的记忆力，父亲永远是捧着书本在看，总是咳嗽，也和小孩子不亲近，其实也有怕传染孩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