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就是我自己本身的个性，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和他的限制。但是你把限制走到底，它就是自由。这是很自然的，你别去想那些了，对人对事就是你越来越清楚。就是这样，所以我身边这些人，才会那么久就是这样。公司也是啊，公司开销，每个月是照常，我也不理，有些就帮我经营小戏院去了。那是文化部门找来，说这个古迹能不能弄成欧洲古时候那种戏院，我想想，说可以的，80个位置我也弄，剧院外有咖啡馆什么的，就像艺术戏院一样。后来又有一栋让我弄，就这样子，我在台北居然有三家戏院了。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不放商业片，但是本土片、艺术片一定要放。以前那80个位子几乎坐过全世界有名的导演。基本就是这样子啊，你这样一做，它就很清楚嘛。那你再跟别人谈什么，大家都知道，就你这个定位就很清楚了，对电影和人的观念基本就是这样。”
侯孝贤说，他真的想过，假如有一天他找不到投资了，没有人给他出一分钱怎么办。“拍一部赔一部嘛。不过也没有关系，我可以自己拍，用DV机器拍，而且我估计我的同仁们都会来，他们在我这里工作，平时都很闲散，可以在外面接活、接广告片，有不懂的就来问我，不是我要拉拢他们，而是他们要养家啊，要拿钱回家的。”
廖桑告诉我，侯孝贤很会拍广告，在台湾电影的低潮期，他拍了几个广告，一个是麒麟啤酒，“把那普通的啤酒拍得和琼浆玉液一样”，另一个是“中华汽车”。“他能拍出一种温情脉脉的家庭气氛。”结果那年，两个产品都是当年销量第一。“他缺钱的时候可以拍，但是真要拍电影了，别人出多少钱让他拍广告，他也不接受。”
他鼓励他的团队人员去接拍广告片，因为报酬很高，不能解决的问题他都能解决。结果他60岁生日的时候，团队的人来祝寿，有几位年轻摄影师就说：一句话，奉陪到底。
在非工业的电影里选择拍摄方式
1988年11月25日，《悲情城市》在台北金瓜石开拍，那是一处老式的理发厅。拍摄的镜头是梁朝伟扮演的老四在修理底片，八角形的屋子，前面还在理发、洗头，后厅改装成了照相馆，这就是侯孝贤在资金困扰的情况下开拍电影的一个标准状况。很多年来，台湾媒体和舆论一直指责是侯孝贤和杨德昌的新电影把台湾观众弄跑了，也把台湾市场弄死了，多年来，侯孝贤一直在努力地争辩，包括朱天文也一直在写文章澄清这一点，现在隔了多年的时间回头看，显然是台湾电影工业有自己的失败轨迹，和侯并无关系。
不过他还是愿意分析。“台湾的电影工业早就解体了，现在是残破的，未来也不可知。最开始是香港电影进攻台湾，香港哪个电影卖座，台湾片商就去抢，抢来一堆同类型电影，慢慢香港电影没人看了，可是这时候台湾电影也不行了，一年只有几部或者十几部，慢慢就变成了好莱坞独大，整个电影工业彻底瓦解。”
他解释自己的电影也是如此，早先还有外国片商感兴趣，比如日本市场就很喜欢他的电影，可是到了后来，慢慢拍的电影日本人也看不懂了。比如《戏梦人生》，看不懂就沦为小众电影了。那么小众电影如何拍摄？朱天文说，就这么拍，因为小众电影是没法艺术和商业都兼顾的，侯孝贤要是还有一点赚钱的希望，就是因为他的艺术，而不是他的商业。“慢慢寻找自己的观众，电影的寿命因为对品质的要求而可以延长，甚至十年二十年还在有进账。”
侯孝贤是自己慢慢明白这个道理的。他早年的电影卖座非常好，在影剧专科学校毕业后，他当过短暂的推销员，推销电脑，有时候名片被人扔在地上，他也只能捡起来。后来从场记做起，当编剧、副导演，包括制片，那个时期，他所有参与的电影都能卖到台湾最好的纪录。“可是和我没关系，我不参与分红，十几部城市喜剧都很卖座，可是那未必是我想拍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