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天文眼里，侯孝贤拍《刺客聂隐娘》，就像是跳起前的那个蹲下。既是用武侠，这种看起来和侯孝贤电影最不搭界的类型，对自己成熟度来一次考核，也好比要想再一跃而起，往往要先俯身蹲下，一个盘整的姿态。“68岁来拍《刺客聂隐娘》，像是把过往的那些很强的电影功力累积沉下去，蹲下去，未来的一个10年吧，他说希望能每两年拍一部，再能够拍个10部，就已经88岁了。可能前提就是这样的一个盘整，《刺客聂隐娘》里他所做的事情。”
找寻唐风古韵
不过回溯记忆深处，朱天文说，听侯孝贤讲聂隐娘的故事，竟也足有30年了。可是那时候朱天文觉得，那不过是一个很遥远、说说而已的迷梦。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是唐代传奇的重要文学渊源，它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巫术、方术和其他宗教迷信的影响，而唐代盛行的游侠思想又更加使得带有宗教色彩的豪侠小说在晚唐成为一大文学风景。《聂隐娘》（《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四录）正是此类传奇的代表作之一。这个题材和侯孝贤电影是疏远的。聂隐娘静心苦练打熬练成剑术，似乎也会了隐形术，“人莫能见”，又似乎自然而然地通达了变形术，甚至在她得知妙手空空儿前来偷袭时，已了解到其神术“能从空虚而入冥，善无形而灭影”，化为蠛蠓（小飞虫）进入到人的肠中躲避，分明就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前驱。这跟开拓台湾新现实主义的侯孝贤电影，更是南辕北辙。
朱天文也没想到早在2000年，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似乎就有了眉目。那时从《好男好女》（1995）一路与侯孝贤合作的电影美术指导黄文英，就真的把它做成了一个企划案放在了网上。于黄文英而言，对《刺客聂隐娘》的热情是从《海上花》一路走来，顺理成章。1998年《海上花》给黄文英夺下了金马奖最佳美术指导奖，她自己也觉得这是具有某种小结意义的作品。“侯导不断强调电影是生活的还原，以当时台湾的社会氛围，他确实走在时代的尖端，比如《海上花》基本用方言、上海话拍成，即使是现在，以发行商的角度也会认为是有风险的，当然‘侯导’是不理的，他对自己的信仰是贯彻到底的。电影美术也是做到了极致，《海上花》告一段落，我也在想究竟是回去纽约工作还是留在台湾，当然更期待再做一部这样漂亮的作品出来。”当“侯导”提出想拍唐传奇里的女性角色，举了“三红”的故事，红拂、红线、红绡，讲聂隐娘幻逸，合拍武侠，可以先拍这个，要黄文英先找来研究看看。黄文英投入得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还是依着侯孝贤“生活的还原”为原则，只不过从清末上海租界地，到遥远的大唐代，更拉远了时代。侯孝贤起的“三红”开头，很快就幻化成黄文英心里对遥远大唐绚丽的期待，“不禁好奇‘侯导’眼中的唐人世界，会是用何种言语沟通呢？他们如何开始一天的生活？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如何打理妆容、服饰？不同阶级门第的宅邸空间是何种样貌？起居坐卧的榻、案、几、箱、箪笥等家具款式？旅行时马、驴、牛交通车与配备……”
于是从台北出发。台北“故宫”图书馆那些渊博且好眼力的研究员，渐渐也都知道黄文英是来找“唐”的，纷纷出谋划策，比如介绍她去每年为期一个月的日本奈良《正仓院特展》，于是真见识到那些真正来自唐代的生活器物，当年一次又一次随着遣唐使船带回皇室典藏的古物，各种书画、佛经、乐器、生活器具、熏香、服饰、织品、刺绣，稀罕而博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