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薇被问到如何选择书信时，她说，其实最终决定被使用的文字，都是正好能填满画面所需要的那片空白。对于她来说，信件的审美性比情感表达更重要，她要的不仅是一封信，更是画面上一片由她书写的文字所组成的灰色。
艺术家希望“西方”这一概念如她所愿地进入中国山水文本，这一点，也许还需要观者不断来做她的对应。不过，这确是好玩的游戏。古人用题跋和绘画交谈，艺术家借西方文人的书信与中国古人的画交谈，“然后折叠或卷起，给它们配上不同的缎带，放进定制的木盒里。……就像写一封长信给一位我不认识的有缘人”。
戏仿、重构、挪用……这些始终是彭薇的艺术被人认识也被人评议的部分。就像她自己说的：“我永远在过去和今天之间跳来跳去。”
一路“篡改”
“我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是5岁到10岁，走到街上背后会有人叫我名字，回头一看，那个人我不认识。”彭薇拿自己的童年往事逗乐。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她曾是成都的绘画小神童，两岁半就参加第一个展览，5岁在国际上得了一个儿童绘画金奖，大头像被印在一本全国发行的杂志封面上，所以相当出了一阵子名。但童年过去以后，就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小天才一样，她进入了一个“很长的失落时期”。
“比我更小的小孩拿到奖励，而我再拿不到奖励。等到我十一二岁的时候，画画成了一种压力。我就停下来了。我父亲非常好，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必须成为一个画家，他从来都告诉我，画画是兴趣，喜欢就画，不喜欢就不画。”
“有小时候的所谓成功的经历，长大后你发现，面对艺术这件事情你会变得单纯。我很想回到最小时候画画的状态，完全是玩的状态。我一定不要回到我12岁时画画的状态，那是很渴望得到奖励的状态。我不希望那样。”
1993年，彭薇参加艺考的分数可以上天津美院或四川美院，但最后去的是南开大学。她说，她父亲自己是画家，却觉得画画这个事儿不是说老师教教就能成的，还是多学些其他知识靠得住。现在想想，彭薇觉得当初这个选择对她后来走的路影响还挺大的。“南开那时候在全国是第一个开设了艺术系的综合性大学，1993年刚招到第三届。我跟同学开玩笑，说我们读的是野鸡艺术学院，因为艺术环境肯定不如专业美院，但好处是我没有被束缚，没有被规范到学院的框子里面去。我们那个系叫东方文化艺术系，老师的数量跟学生人数差不多，像我们班就10个学生，却有7个老师。学校还配置了特别好的中文系老教授来教我们文化课，所以我跟文科的老师关系很好，后来被保送读了美学研究生，跟哲学系混在一起3年。”
成名后，经常有人问她：“读美学那几年对你画画有什么影响？”彭薇说：“它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发现完全不能用美学来指导我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