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8世纪，这种局面有了改变。日益崛起的商人阶级效仿贵族的做法，用他们不断涌入的钱消费茶叶。最终，连不那么富裕的人群也开始购买依旧昂贵的茶，喝茶成了富有与时尚的标志，茶桌自然而然成了奢侈消费的主要增长区域。茶壶、烧水壶、杯子、放奶油和牛奶的容器、汤匙、糖罐等等摆满茶桌的全套装备被发明了。这些茶具不仅具有装饰性，还交流着女性情感。因为在客厅这个小“社会”里，规矩和社交礼仪主导了举止、谈话、服装和家具，而主持这一切的当然是女主人。
第七任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的太太安娜·玛丽亚被认为是发明下午茶的人。从13点到19点这段6小时的午餐和晚餐的间隔让公爵夫人养成了在下午喝茶吃点心的习惯。她还邀请客人加入17点的餐点，这逐渐被赋予了社交属性。女士们可以一边聊天一边享用热茶、小点心、面包黄油、司康饼或是蛋糕，以及切了硬边儿的三明治。组织和操持这一切给女性提供了自由意志和自我设计的空间。19世纪晚期，中上阶层的女性甚至为喝茶发明了宽松舒适的罩衣（tea-gowns），穿上它可以暂时免除紧身胸衣的束缚，精致的面料让放松的同时看起来仍然非常优雅。
茶极大地影响了英国人的生活，特别是女性的生活。在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小说《克兰弗德》（Cranford，1853）中，当温和又受人尊敬的玛蒂小姐失去了一笔财富后，她选择开一家茶馆来养活自己。如果她开了一家肉店，甚至纺织品店，都会被视为社会阶层的大幅跌落。由此可见茶叶店保留了体面和文雅。到了20世纪，当女人们开始寻找家以外的社交地点时，茶陪着她们一起迈出了大门。传统意义上讲，咖啡之于街道——男人的领域；茶之于家——女人的空间。慢慢地，女人们发现茶馆也是一个可以休息和朋友小聚的体面场所，这也成为消磨时间的流行方式。在亨利·詹姆斯的《尴尬年代》（The Awkward Age，1899）中，女主人公婻达（Nanda）一个人跑到朋友家去喝下午茶，这突如其来的造访吓了朋友一跳。《达罗卫夫人》中女主人的小女儿是另一个以喝茶为由走出家门的小说人物，她在茶室饮茶之后徜徉伦敦街头。下午茶从一项让女人安心在家的传统活动变成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也可以这样说，它见证了女性解放、独立和自由的过程。
然而，维持一种生活方式比维持一种社会阶级成员的身份更加困难，它要求持续的活跃性。据说张爱玲特别喜欢香港半岛酒店的英式下午茶，导致了《倾城之恋》的导演许鞍华把大部分场景给了它，文学作品的渲染让去到那里的人体验到了悠闲和暧昧。而坐落于伦敦骑士桥的柏凯丽酒店（The Berkeley）的Prêt-à-Portea下午茶同样是日日宾客盈门的景象，不同的是这里体验的是华丽与时尚。每一年酒店都会挑选品牌选择不同的主题，例如去年底的“Jimmy Choo系列Prêt-à-Portea时尚下午茶”，蓝莓水果、香草饼干和咸焦糖蛋糕都改头换面成季节性的鞋子、包包的造型。
即便如此，爱茶的并不限于女性。出生于摩洛哥的塔哈（Taha）是一位标准的绅士，虽然主修法律却投身在茶这件事上。他总是一身西装革履的形象，对此他对中国媒体解释道：“有时朋友会说：塔哈你看起来似乎有点累，先把领带解开吧。我说，相信我！解开领带我只会显得更疲惫。”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风格拘谨的人竟然研发出超过百余种的调配茶。其第一件作品叫Silver Moon，那时正值新加坡的中秋节，他用了超过200种不同的组合最终确定了这种茶的配方。相比于单品茶，塔哈觉得调配茶更有吸引力，他说：“我甚至会把珍贵的福建白茶用来做调配原料，人们都说我疯了。”通常最高级单品茶只有独品才能体现口感。而他认为对于不了解茶文化的人来说，可以在初次购买混合茶时就能感受到稀有茶叶的魅力。塔哈补充道：“就像不喜欢茶的人品尝了一口茉莉花味道的马卡龙后说：这是哪款茶？我想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