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元很少参加院校交流、会议和学术探讨，甚至连教师之间常有的应酬都一概避免。广美湖南籍教师非常多，但谁都谈不上是萧元的熟人。他的学术公开课和答辩会，据教师们私下议论“很不对路”，在当代艺术史界，知识水准和观点都显得“不太入流”。当年，对于艺术家谢德庆的访谈《做一年》是他在美术专业领域的敲门砖，但奇怪的是，尚在年轻时就喜欢大论美学、评点艺文的萧元，2002年正式调入广州美术学院之后，却在专业上几乎沉默。
进入广美之前，萧元有非常正统的履历。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1988年起历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政治理论室副主任，湖南文艺出版社小说室副主任、主任，也成为资深的文学
相对于美术，文学界较早与影视、市场接轨。萧元曾长年旗帜鲜明地批判文学世俗化、欲望化，觉得文学已经放弃了“意义和价值”，处于失重状态。“影视的高薪和时髦把历史轻侮了。”他非常瞧不起文学向影视靠拢的潮流，自称“迂腐”，认为与影视牵涉最深的历史文学，“唯一能证明的就是金钱的力量”。对历史采取消费态度是萧元不可容忍的，他的态度极其激进：“作品被某影视公司买断，似乎便是文学成功的标志和文学成就的证明，其弹冠相庆、奔走相告乃至激动不已，一口痰上不来而昏厥过去，又分明是‘范进中举’在当今世界的重演。看了这样的活剧，真让人为现时中国文学的不是东西感到羞惭。由此而想到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是否真正优秀的一个重要标准，应该就是它不能被改编成影视，如同一篇真正有创意的作品不可能作为范文被收进中小学课本一样。”
回顾文学时代萧元的这些思想和言论，与他进入美术领域后走向犯罪歧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极端的讽刺。《芙蓉》没有为萧元取得文学话语权。2002年来到广州美术学院的萧元，一方面对于《芙蓉》的每况愈下和地域局限是个解脱，另一方面必须面对生计问题。刚去时只有10万元存款，人已40多岁。他一到就买了房子，但又觉得房子太远不好住，卖的时候房子涨价。这件事给了萧元很大启发，此后他不断买房卖房，正好又赶上房价飞涨的年代，在他原来搞文学的老朋友眼中“一下就成了有钱人”。萧元在老友面前出手阔绰，据说还带人买画赚钱。老朋友杨黎一直不爱听他说“我们的青春都献给文学了，我们好傻，你看赚钱多容易，多好的事情”，他与自己的曾经，不只渐行渐远，而是彻底颠覆。
制度之患
“刑事案或职务犯罪以外，应该上升到美术馆机制层面来思考。”王易罡说，管理的“人治化”是出现萧元问题的典型原因。国内高校艺术藏品来源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文物收藏，老一辈艺术家比如齐白石、徐悲鸿的作品，建校初也会收藏青铜、彩陶、书画等物。鲁迅美术学院的文物有2000多件，因为硬件条件不具备，至今还在图书馆珍藏；二是建校以来校友的作品。“没有一所大学现在已经把所有的收藏品列一个公开名录。”
改革开放以后，高校很少有机会自主购买作品，更不能出售。在很多学校体制里，陈列的意义大于展览，对公众开放也是近几年才有的事。美术馆、博物馆和图书馆，各有一套管理办法，但国内博物馆专业人员的缺失，导致很多专业场馆依然是过去老一套的图书馆管理办法，这也给萧元一个人的权力私用创造了空间，他可以任由自己的主见来决定馆藏工作。广州美术馆曾经想做一个艺术类图书的捐赠合作，工作人员也对萧元在《芙蓉》时期的作为有所仰慕，却意外地碰了个冷漠的大钉子。“他对于图书馆的营建、学术建设和科普方面似乎都毫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