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是“幼”字辈，或许注定了孙幼军与幼儿打一辈子交道，喜欢和熟悉孩子成了他身上天然的本能。在他16岁时，最小的弟弟还只有6岁，是个学龄前儿童，这使得他讲故事的工作长达10年之久。“五个孩子挤在一张小小床上，我听惯了他们躲在被窝里的胡说八道。类似‘太阳是绿的、凉凉快快；驴子的尾巴丢了，用钉子钉上照样能用’这些想法在他们那里多的是，并非什么新鲜事。”孙幼军也用同样的方式给弟妹讲故事，只有这样的故事他们才喜欢听。直到孙幼军上了大学，甚至参加工作，依然很招孩子喜欢，几乎走到哪里都是孩子王，身边总有一群娃娃围绕着要听故事。
等到孙幼军自己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护犊子”的名声更是出名。“他从来没打过孩子一巴掌。孩子淘气他也发过脾气，但他就是伸不出手来，不知道怎么打。”在妻子朱景彦看来，孙幼军自己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当时那么穷的日子，他却整天乐呵呵的，什么忧愁从不往心里去，躺在床上跟孩子们又打又闹，任由孩子揉他、骑来骑去。”朱景彦说自己不怎么爱说话，如果孙幼军不在家，家里就像没人似的，如果孙幼军一在家，家里就像坐满了人。
孙幼军对待儿女像是朋友。“他有时候脾气急，有一次他钥匙丢了，非说是女儿拿走玩弄没了，上初中的女儿觉得被冤枉，委屈得哭了。两天后，孙幼军自己找着了钥匙，他就真诚跟女儿道歉说：‘对不起，那天是我错了，冤枉你把你惹哭了。’”朱景彦说，“这样的爸爸，儿女既尊重他，又觉得很可亲。直到高三了，女儿还允许爸爸看自己写的日记。”在女儿孙小倩心目中：“我们的爸爸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
与孩子互动的过程对孙幼军认识童话这种文学形式起了不小的作用。“给弟妹们讲《木偶奇遇记》时我就发现，讲一个木头制作的孩子上学，比讲一个真实的孩子上学更受欢迎。”弟妹们常常打断孙幼军的故事，叽叽喳喳地乱插嘴。这时，他总是拉出要罢工的架势威胁说：“别捣乱！还想不想听了？”“直到多年后，我给自己的儿女讲故事时才明白，孩子的插嘴不是捣乱，他们是要修正和补充，加入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在孙幼军看来，这种修正和补充，对于童话创作来说是最宝贵的。
“我女儿小时候有个不大的布娃娃，她带着关爱的表情和布娃娃说好多好多话，从她的话里听出来，布娃娃也在跟她说话。儿子小时候睡觉不肯用枕头，他妈妈把枕头塞在他头底下，他立刻抽出来抱在怀里，心疼地说：‘他多疼啊！’”孙幼军把他对孩子的观察写进童话里。“我写童话大体上是模拟幼儿的思维方式，揣摩幼儿的认知。尽可能多接触幼儿，听他们胡侃。”这方法很见效，在跟孩子们聊天时，孙幼军常常能感觉到心里绵绵的想象力自然而然地往外生长。
当时的几位童话权威提出了童话应该具备“三性”，这几乎成了童话创作的金科玉律。“例如童话的逻辑性，强调必须用逻辑性去规范小孩子不合逻辑的胡思乱想。”但在孙幼军看来，“小孩子逻辑”是否定不得的，这种天真童稚的幼儿思维恰恰是童话中最宝贵的东西。严文井先生曾说：“童话作家是从孩子那里抄来的这一套，发明、创造者是孩子，我们只是加工者。”“这话很是精当。”孙幼军曾认可地说，“我唯一依仗的是我熟悉他们，知道怎么让故事‘好玩儿’。”
孙幼军的去世对儿子孙迎打击很大。为了给父亲守灵，他特地支了一张床睡在灵堂里，睡在父亲的棺木旁，一直给父亲念《小布头奇遇记》里的片段。学中文的他曾经和父亲合写过几本童话，但很快他又转到其他领域去了。守灵的最后一天，儿子跪在父亲灵前，发誓重新继承父亲的衣钵，续写父亲的作品。他喃喃地说：“您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