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这样解释的：“首先，社会没有权利审判安娜；其次，安娜也没有权利通过报复性的自杀来惩罚沃伦斯基。”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权利审判安娜呢？我觉得纳博科夫的另一句评论最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卡列宁夫妇的婚姻，因为夫妻双方没有真正的精神上的亲密，因而和安娜的婚外恋一样，是有罪的。”换言之，安娜的婚外恋之所以有罪，并不在于其“婚外恋”的本质，而在于“精神亲密”的缺失，在于当安娜和沃伦斯基完成了肉体的亲密，生活到一起之后，他们的爱情也就结束了。纳博科夫更为精彩的解读还在继续：“社会的训诫是暂时的，托尔斯泰感兴趣的是人类永恒的道德标准。他所要真正传达的道德寓意是：爱情不能仅仅是肉欲的，因为那样的话爱情就成了自我中心主义，而自我中心带来的是毁灭而不是创造。因此，这样的爱情是有罪的。”
同样获得纳博科夫高度推崇的是契诃夫，他认为身为医生的契诃夫在生活中是个有着“大仁义”的人，“与歌者同歌”，“与醉者同醉”；而这种大仁义也充溢着他的作品，在那里，你能找到一个“19世纪80至90年代庞大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细致的俄罗斯世界”。在契诃夫的笔下，人就是人，人不是任何“寓意”、“概念”的象征，不是任何说教的媒介。他对俄罗斯农民的深刻同情不亚于任何高喊各种“主义”的作家和革命家，但那些命运悲惨的农民在他笔下也都是最深不可测的。纳博科夫对于契诃夫作为文学家的基本信念的概括也颇耐人寻味：“他（契诃夫）的结论是：纯粹的艺术、纯粹的科学、纯粹的学问，它们不和大众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最终来看，它们的成效远远超过那些慈善家们笨拙糊涂的努力。”
有趣的是，纳博科夫对另一位世界级俄罗斯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价不高。细读评论之后，发现纳博科夫对陀氏的不屑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他的小说主人公大多有着病态的歇斯底里人格，不能代表所谓正常人的精神生活；二是作者“感伤主义”泛滥，无节制的宗教道德说教；三是作者擅长设置故事悬念，故弄玄虚，等到全篇读完，你会发现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再读第二遍，这一点在我几乎一气呵成地读完《群魔》之后确实深有同感。但是，无论如何，纳博科夫还是肯定了陀氏作为作家的非凡创作才能和幽默感，以及他小说中强烈的戏剧感——“俄罗斯文学的命运之神似乎选定他成为俄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他却走错方向，写起了小说。”
对于果戈理，纳博科夫盛赞他独一无二的艺术天赋，以及借助这种天赋所创作出的一个怪诞、奇伟的虚幻世界。他详细分解果戈理文字中让人拍案叫绝的各类隐喻、暗喻，强调这种独特语言的起伏韵辙多么难以翻译。而和我一样喜爱《父与子》的读者则会高兴地发现这部小说也被纳博科夫认为是屠格涅夫最优秀的作品，甚至是整个19世纪最精彩的小说之一。他把果戈理的艺术比作辉煌的油画效果，作为对比，又把屠格涅夫最精彩的文字比作色彩柔和的水彩画效果，指出他最擅长描写的是自然风光和慢动作。“他的一些句子会让人联想起大太阳底下一只趴在墙上一动不动的蜥蜴——一句话的最后两三个单词刚好勾勒出蜥蜴尾巴的弧度。”他的这句有趣的比喻让我想到《俄罗斯文学讲稿》的可读性不仅仅在于其内容的深度广度，也在于作者的文字表达既生动且幽默，精彩的比喻常常信手拈来，毕竟纳博科夫本人也是一位可与他的评论对象们平起平坐的大作家。
无论是这六位俄罗斯文学巨擘生活、描写的19世纪，还是纳博科夫撰写有关他们的评论讲稿的1940年，距离今天的我们都已经很遥远了，但我翻译《讲稿》时却感觉离这些作家们那么近，纳博科夫本人更是仿佛就坐在我的对面，侃侃而谈。于是我想起2013年的夏天，有幸造访纳博科夫曾任教的卫斯里大学，听闻了一则他的轶事。某年期末，纳博科夫在校园的湖边散步，一个女生跑来问他：“教授，我该知道多少东西才能考好期末考试呢？”教授想了想，说：“生命是哀伤的，生命也是美丽的，知道这个就够了。”
与《俄罗斯文学讲稿》耳鬓厮磨了十年，感觉我全部的收获也尽在这句话里了：“生命既哀亦美，知此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