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大曾最后活跃的时间说法不一。《平汉北段的变化》一文18日由蠡县发出，而他又于当日出现在了太原的“九一八”纪念活动上，两地相隔数百里，在当时战乱的情况下，同日往返极不现实。也有人说1937年底至1938年初，方大曾还曾与位于武汉的全民通讯社保有联系，但这一说法尚未得到史料证实。无论如何，方大曾的生命与他的一幅幅照片永远定格在了25岁那一年。
记录
出身于外交世家的方大曾，自小开明的家庭氛围支持他走上了摄影道路。妹妹方澄敏曾撰文回忆：“读小学时方大曾就喜欢摄影，母亲坚持花7块大洋，给他买了架相机。相机是方盒子的，一打开‘哗啦’一下。”自那之后，方大曾便徒步到处去拍照，回来后自己冲洗，“北京周边的塔和庙他都去过”。
在上大学之前，他就开始以“小方”为笔名，四处投稿，得来的稿费再去买胶卷。稿费获得的最大一笔收入是将一套“四子王府结婚礼”组照寄给一个英国杂志社，那次的稿费足够他买一架高级“禄莱”（Rolleiflex）相机。
1935年，刚从中法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方大曾，应聘到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当干事，后来又去天津市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不久，中共地下党组建的“中外新闻学社”（后来的“全民通讯社”）在津成立，他加入该社担任摄影记者。至此，他的活动区域不仅仅局限于平津一带，还遍及冀、晋、察、绥等地。他积极报道学生活动，常常跟着北平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前前后后跑来跑去拍照。“‘九一八’以后小方好像天天都在东奔西跑，忙个不停，常常只带了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照相机就离开家了。”妹妹回忆道。
过多的野外工作使他没有时间待在暗房里，协和胡同10号方家大院里的一座木灰房子是他的暗房。有时忙不过来，妹妹方澄敏会打打下手。这座灰房子后来成为方大曾失踪后母亲思念儿子的唯一寄托。母亲在大院里守候了32年，最终也未能等回儿子。
在从事老照片研究的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二部图片室主任杨红林看来，方大曾的作品有着很高的摄影水平，将新闻性、纪实性和艺术性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出生在官宦世家的方大曾，身上却有着浓厚的民本思想。在摄影环境并不那么好的年代，大多数人追求的是沙龙式的摄影术：作品均呈现出国画的感觉，或时装摆拍照，方大曾作品的平民气质与当时摄影的大环境显得扞格不入。
1936年以前，他的镜头下，呈现的是胡同口的车夫，码头的纤夫，流浪的乞丐；记录的是孩子们爽朗的笑，以及北方社会中一个个普通家庭的生活场景；他记录学生集会，揭露冀东伪政权下的黑暗社会。方大曾的取景框中，传递的是一种对人文和风景直接和深刻的观察。一张张摄影作品就是他对当时社会的精彩注释。台湾摄影师阮义忠评价方大曾的作品：“他的构图完美，对瞬间的掌握也无可挑剔。看事情的方式直入核心，不受旁枝末节的影响。最令我诧异的就是，方大曾的表现手法在半个多世纪后看来，依旧显得十分现代，与他同时代的世界摄影家相比，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