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大曾的摄影生涯本就短暂，又逢战争爆发，时局动荡，得以保存下来的底片不多。他的一部分作品自1928年起就开始发表在各大杂志报刊，直至1937年失踪。未发表的底片则保存在北平家中的两个木盒子里，其中一个盒子里遗留的是他对“卢沟桥事变”的记录。日据时期，为避免麻烦，方大曾的父亲将这盒内容“敏感”的底片偷偷销毁。另一木盒中，保存的是与绥远战场有关的底片，以及方大曾眼中见到的那个“动荡的年代”。此次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底片，都是这个木盒里的。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二部图片室主任杨红林介绍说，它们也是经历了不少曲折才得以保存的。“文革”开始后，方澄敏认为照片内容敏感，主动上交到单位。70年代末，方澄敏偶然去单位时无意中发现底片散落在角落，用旧报纸包着，就和单位说这是她哥哥的遗物，申请将其拿回去，得到答复后她取回家中保管。后来，她去单位食堂发现哥哥生前装东西的盒子用来装饭票了，就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盒子将它交换回来。这样散落的底片重新装回盒子里，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2006年方大曾家人将底片悉数捐赠给国家博物馆，共837张。杨红林自2009年开始研究方大曾作品，开始了对一段破碎记忆的拼贴。由于底片时间久远，且方大曾并未注明地点和时间，杨红林的主要任务就是翻阅史料，为每张无名的照片附上图释，“一定要给逝者一个交代”。
在杨红林看来，方大曾留下的是一笔宝贵的民族财富。刚接触到这批照片时杨红林对里面的内容感到震惊，透过这些凌乱的“碎片”，他努力还原出大致完整的历史拼图：一部分是通过当时报刊发表的方大曾作品和其留下的通讯内容进行对比，一部分是通过旁征博引，与同时代的一些摄影作品进行对照。杨红林在研究中还意外地在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全民通讯社”留下的照片中发现了方大曾的痕迹。方大曾在山西加入全民通讯社，此后长期为其投稿。日军侵占北平后，全民通讯社内部人员把照片秘密地从北平带到了武汉，其中就有方大曾拍摄的作品。
方大曾作为自由摄影师的角色在中国摄影史上无疑是最前沿的一笔。有评论写道：“在他之前以及失踪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没有过自由摄影师，而方大曾的行为方式却近乎无师自通地具有这种职业的影子。”他凭借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走南闯北记录了丰富的底层民众生活和战事，同时保存了作品的美学性。
遗憾的是，在方大曾失踪之后，在那生存都无暇顾及的年代，人们很少提及他。时光流逝的50多年中，方大曾及其作品像从未存在过似的被遗忘。《中国摄影史》一书中对他仅有笔墨不多的提及：“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版的第41期《美术生活》刊出摄影记者方大曾（署名小方）拍摄的《抗战图存》和《卫国捐躯》两组照片。前者是记者在卢沟桥拍中国第一批战况照片共七幅，占了两版，特加英文说明。后者反映了北平各界慰问抗战受伤将士的情况。”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发现了这批照片的弥足珍贵之处。1993年他集结了58张方大曾的摄影作品，发表在台湾的《摄影家》杂志第17期上。自此，方大曾作品和他传奇一生才逐渐开始被人关注。
在方大曾短暂的一生中，自己的照片不多，其中两张在战场上留下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一张是他在绥远前线驰骋于马背上的照片，遥望远方，意气风发，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年轻小伙的自信和从事业中寻获的满足；另一张是他头戴钢盔的照片，一旁的“给母亲大人留存”的亲笔落款正诉说着从事战地报道的坚定。正如妹妹方澄敏所说，这张照片就已经有了预兆，哥哥是一直要出远门的人，而且有可能随时都不会再回来了。“从那时起，他就要出去了，不定在哪儿，说明他早已立志献身于自己喜欢的事业。”
（图片出自杨红林著《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