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30年代中期，希特勒审时度势，利用英国的绥靖心理和“一战”后欧洲安全体制的漏洞，迅速完成了再武装。1940年夏天，德军横扫西欧、迫使法国退出战争，并令伦敦面临比1918年时更加严峻的考验。尽管不列颠成功地确保了海上交通线的畅通，因之能在本土继续生产技术兵器，但在丧失了陆上盟友的情况下，人力和资源不足的英国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反攻西欧。唯一的选择是遵循“地理政治学之父”麦金德在1919年时的教诲，与美国这个同属盎格鲁-撒克逊裔的海上强国结盟，再次用区域外资源干预欧洲大陆。
美国在阻止德国独占欧洲大陆的资源和市场方面的确与英国有着共同利益，这也是罗斯福总统同意以“现购自运”方式向英国出口军火的主要原因。但到不列颠空战结束之际，英国的外汇、黄金和有价证券仅剩下20亿美元的余额，不足以支撑长期进口。于是，美国国会在1941年初通过了《租借法案》，使英国在不必支付现款的情况下即可获得军事物资。然而租借物资的兑现也意味着同盟国的主导权转移到了美国一方；在战后世界秩序的设计中，英国已不可能像1919年时一样拒斥华盛顿的意见，而必须唯对方的马首是瞻。
从1943到1944年，英国财政部以凯恩斯、美国以哈里·怀特为代表，花费将近一年的时间设计出了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框架，并在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获得通过，即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拥有三大支柱：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以监察；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美国对门户开放和贸易自由的要求；为主权国家进行融资而创设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即今日世界银行集团的前身，以协助参战各国进行基础设施重建和经济恢复。至此，美元终于取代金本位制及其象征英镑，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宰者。也只有在美元已经成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手段、美欧之间的商品和资本流通也不存在任何制度障碍的背景下，日后的西欧复兴计划才有可能获得华盛顿的全力支持。
“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时还代表了“美国治下的和平”最突出的特征——稳固而具有弹性的制度化。尽管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但“布雷顿森林体系”首先是以互惠和非强制性作为基础的；在制度化的国际议程内，美国不是借助武力将其安排强加给盟国，而是使其伙伴心甘情愿地加入进来，从而使美国的霸权具有了更多合法性色彩。这也是“后冷战”时代始终未曾出现针对美国的广泛制衡联盟的主要原因。
地理政治竞赛
早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就已经断言：“俄国和美国将各自主宰半个世界。”这不仅是由于两国在地理上皆有天然屏障、难以被外部势力征服，更因为它们在人口、幅员和资源方面明显超出西欧国家一个数量级。如果把千万级人口的欧亚工业国称为“中等强国”，美国和俄国无疑属于拥有大洲级体量的“洲级大国”。在19世纪前半叶，中等强国尚可以凭借其技术和组织优势，弥补在人口和资源方面的劣势。但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向全球扩散，美俄两国的自然禀赋在短期内转化成了规模优势，再也无法被超越。当洲级大国的生产能力超过了均势机制下西欧诸国的总和之后，欧洲便再也无法指望保持超然世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