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5月31日和6月1日成了大撤退最成功的两天。随着海峡对面起飞的英国战斗机加强空中打击，德军的炮击和轰炸大大减少，这两天从港口和海滩总共撤出13.2万人，英国士兵基本上全部撤出。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和他的参谋奉伦敦之命在5月31日午夜过后乘船返回英国，留下亚历山大将军和不到2万名英军防御阵地。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运输船只损失，丘吉尔致电雷诺建议“今夜（6月1日）停止运送”。愤怒的魏刚给英军总司令部发去了一封回电，“坚决要求”英军留下来与法军“肩并肩”地坚守阵地，直到更多法军撤离。英国的船来了。从6月3日夜幕降临到午夜时分，2.6万名法军士兵登船，从午夜到黎明行动即将结束时，另外2.6万名法军士兵撤离。
6月4日上午9点，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结束。曾经一度辉煌的法国第一兵团所余4万人向德军投降了，这些留在敦刻尔克血战到底的士兵使他们12万名法国战友和超过20万名英国远征军得以安全撤离。
魏刚说：“敦刻尔克的撤退肯定不是一场胜利，它仅仅由于不幸中的万幸才得以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6月4日，当最后一批撤离士兵在英国上岸后，丘吉尔在议会下院发出警告说：“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不要把这次救援行动当成一场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而取胜的。”
尽管如此，走投无路且兵力处于劣势的法英军队顽强地阻击了优势明显的德军部队，并营救出了30多万名士兵以供他日再战之用。盟军总共损失了61个师，几乎是三个星期前战役开始时所拥有兵力的一半。英军丢弃了所有大炮、坦克和重型装备，而法军损失了他们的最精锐部队以及陆军全部机动、装甲车辆。
就在敦刻尔克陷落的第二天，德军对法国其余领土的进攻开始了。迎击他们的法军只有60个师，其中许多兵员不足、装备粗劣，也没有必要的运输工具。乘胜前进的德国人在步兵师和装甲师的数量上分别是法国人的2倍和9倍。除了一个英国步兵师和一个英国装甲师部分部队以外，在法国已经没有任何前来支援的盟军部队了。
法国沦陷
早在5月18日，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正向大西洋海岸飞驰时，雷诺总理改组了法国政府内阁，他声称为了恢复国民衰落的士气，维护法国军队的荣誉，召回了两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名将领。“一战”凡尔登战役胜利者菲利浦·贝当（Philippe Pétain）元帅被任命担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当时的雷诺总理并不知道，即将加入政府的贝当元帅在离开马德里时对弗朗哥说：“我的国家已经被打败。他们叫我回去谋求和平，签订停战协议。”被称为“一战”“福煦元帅卓越战友”的魏刚将军则被雷诺任命为法军最高指挥官，从贝鲁特登上飞回巴黎的飞机前，他与朋友谈道：“这场战争已经失败，条件公平的停战是可以接受的。”
而此时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后果正在毒害着巴黎的空气，以贝当和魏刚为首的失败主义情绪蔓延。魏刚没有选择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他决定各军全力坚守当前据守的各河流域防线。而贝当相信英国人的退缩是为了与希特勒达成一个有利的和平协议。
随着6月8日索姆河战役失败，法国内阁决定政府于6月10日撤离首都，南迁至图尔，并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同一天，意大利向法国宣战。法国军队四分五裂，残部毫无斗志，一心只想向南逃命。
6月14日巴黎沦陷。“德国陆军史上一个伟大的日子！上午9点，德国军队开进巴黎。”哈尔德将军在他日记的开头写道。B集团军群司令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将军匆匆赶到巴黎体验胜利的感觉。他先在协和广场上为先遣部队第九师主持了一个即兴的阅兵式，然后迅速赶往香榭丽舍大街检阅第8师和第28师的队伍。博克向迈着正步通过凯旋门的德国士兵们微笑致意。“最后，”他在集团军的作战日志上写道，“我开车去巴黎荣军院瞻仰了拿破仑墓，然后在里兹饭店享用了一顿非常美味的早餐。”当他在里兹饭店吃早餐时，希特勒亲自设计的纳粹带钩十字旗在埃菲尔铁塔顶端升起。
美国世界现代史学家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当时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担任驻纳粹德国的战地记者，他6月17日随德军抵达了巴黎。他在日记中写道：“巴黎所遭遇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每个人听到德军将要进城的消息后都失魂落魄，法国政府也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市民只是被告知要迅速离开，结果这个城市本来有500万人口，现在有300多万人连行李都来不及拿就徒步逃出城去，奔向南部。懦弱无能的法国政府甚至忘了告诉民众巴黎并不设防，现在巴黎市民对法国政府恨之入骨。”往昔热闹的街道，现在却变得像荒漠一般。商店大门紧锁，窗户密闭。“此时我在巴黎看到的全部是破败的景象，法国社会已经崩溃了，军队、政府、民众的道德全部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