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些能在战争中留下点滴印记的将领相比，战火中的平常士兵就更无迹可寻，他们没有战绩，没有形象，甚至没有姓名，只是给自己的家人留下一段与战争无法割舍，却又自顾不明、无力追寻的线索。“在我的家庭史里，爷爷就是这样一个语焉不详的存在。他曾是贵阳市狮子山附近中学的一个教员，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参加了远征军，远征滇西，从此一去不返。爷爷出征时，我的父亲才刚出生。家中失去了维系生计的男主人，母亲又乳房溃烂无力喂养，只能将孩子抱养给一位从重庆往来贵州做生意的商人。这位商人将我父亲带回重庆，从此再没见过亲生父母。成年后，父亲去贵阳找过当地公安户籍部门，希望能得到有关当年参加远征军的军人的点滴信息，却一无所获。如今人近古稀，知道的身世信息仍然微乎其微：父亲姓金，参加远征军后一去不返，不知道部队番号，更无从猜测最终是战死沙场，还是在时代更迭的浪潮下流浪终老何方。”
找寻记忆
在《诺门罕钢铁墓场》一文中，村上春树记述了自己为追寻诺门罕战役，“从不放过写诺门罕战役的书”，旅居美国时把所属大学图书室中相当数量的有关诺门罕战役的日文旧书统统借阅，还专门去到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一侧和蒙古国一侧，实地探查诺门罕战场。对于为何要这样做，他的解释是：“不知何故，自看到那张照片以来，这场战役的场景就鲜明印在了我的脑际。”这是战争记忆的另一个神秘之处——它有着相别于其他记忆更为强大的感染力。不管如何难于追忆辨认，却总在冥冥中影响着今天，牵引着一些人不远万里对当年发生过什么穷追不舍。
2010年，美国国家档案馆就迎来了这样一批中国人。这是一支颇有些特别的队伍。每天进入美国国家档案馆的人很多，但绝大多数是一个人来，而这支队伍最多的时候是9个人排成一队进去，他们带着电脑和扫描仪，每天一早就进入收藏“二战”影像的档案馆5楼，戴上白色的细棉纱手套，对着一堆堆装影像的盒子埋头翻找。
这是一支来自中国民间的队伍，成员职业各不相同，有摄影师、建筑师、商人、学者……队伍中的摄影师牛子是这次影像寻找的发起人之一。他在2006年拍摄一位曾在滇西战场上留下足迹的美国少校纪录片时，偶然从美国国家档案馆获得了近200张有关滇西战场的照片。“这是第一次见到那么高清晰度的中国战场上的图片，包括运输兵、医疗、作战等很完整的镜头。”牛子回忆道，“每幅照片的背后都有时间、地点和人物的说明。”根据这批照片的完整和清晰程度，牛子推测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保存的抗战时中缅印战区的照片，总数估计有2万多张。几年后，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民间抗战史搜寻者一起回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希望将这批照片完整地复制回中国。
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便组建了专门的影像兵种，使用当时才发明不久的照相机和胶片摄影机全方位拍摄战争。1942年，当美军进入中缅印战区，帮助中国军队抗击日军时，随军进入此地的便有一个第164照相连。与之前惨烈却缺乏记载的内地战场相比，这个战区有幸留下了更详尽的影像资料。“与同时期的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相比，中缅印战区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相片质量也不如其他战场。欧洲战场的照片都是对比非常清晰的黑白色，中国战区的照片因为药水不好，颜色明显不同，色调偏黄。而且大部分照片是摆拍的。”牛子对记者说。因为当时使用的照相机器也不如欧洲战场，用的还是沉重的老式单页片底片，一个照相兵的设备几十公斤重，每次照相都要经过摆三脚架、装机器、找焦点，再装胶片、曝光等一系列繁琐的程序，因此最后留下来的照片大多是静态的，或者是距离战场较远的炮兵、通讯运输后勤等兵种和后方生活场景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