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和约》剥夺了德国有价值的商业船队和海外殖民地，同时也给德国定下了巨额的战争赔款，还强令禁止这个国家再次拥有军队。这使得德国面临非常大的政治与经济危机。战争结束不久后的1919年，经过一场短暂的革命以及此后的几次反复，偏左的社会民主党战胜了拥护帝制的保守势力与激进的社会主义，与天主教传统势力以及中产阶级达成妥协，建立了魏玛共和国。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走向真正的民主的尝试，最可贵的是，《魏玛宪法》再次强调了所有德国国民的平等公民身份，尤其是犹太法学家还参与了起草过程——这也成为民间反犹分子控诉犹太人密谋控制国家的证据——以至于许多历史学家认为，魏玛共和国一扫之前的封建风气，构建了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宗教信仰和社会的其他方面有着高度的宽容。然而战争失败的阴云和经济的颓势笼罩着这个新兴的政权，在这座大厦的地基处，许多问题在暗流涌动。犹太人受到法律的保护，政府也表示坚决要维护每个人的民主权利，但同时这个社会从未真正扭转民间的反犹情绪，犹太人在生活当中依然受到各种敌意的暗示乃至直接的侵犯，以至于市场上到处都是反犹的报刊和书籍。1922年有一本叫《没有犹太人的世界》的小说卖了25万本，两年后又被拍成了电影。年轻的希特勒就整天沉浸在这样的精神垃圾里，把他对犹太人的恨意淬炼得更加富有毒性。他最初对于犹太人的仇恨可能与他母亲的去世有关，一位犹太医生没能治好她的晚期乳癌，还使她在手术中遭受了剧烈的痛苦。在研究了数年之后，希特勒在1925年出版了《我的奋斗》上册，次年出版下册，他的种族思想已经完全成型。他认为“一战”之后德国的问题，例如共产主义和社会贫富差距，都是由犹太人引起的，同时他还希望重新唤醒第二帝国在战前的幻想，让德国重新成为世界霸主。他多次使用“结核病”、“细菌”、“吸血鬼”、“寄生虫”、“蛆”这样的词来比喻犹太人，也许在那个时候他就想把犹太人从德语世界完全驱逐出去。在《我的奋斗》中，他总结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原因，对于真正的政治和军事因素绝口不提，而是斥责犹太人败坏了德国的道德血液，使得这个本来健康的国家染上了疾病。与犹太教的古老信条相反，希特勒认为雅利安人才是上帝唯一的选民，他们创造了世界上最富有生机的文化和国家，即使从这个判断出发，犹太人也应该被消灭，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是上帝所选中的，那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力也不愿反抗呢？
国家这个有机体的组成部分从复数的“人民”向单数的“种族”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也助了一臂之力。1923年，慕尼黑大学成立了第一家种族卫生研究所，1927年，柏林也有了类似的机构。这些得到国家资助的机构并没有公开地宣扬种族主义，一切都是在人类学的分类下进行的。并且有些科学家真的相信存在种族上的根本差异，根据一项统计结果，犹太人天生就更容易患上眼疾、耳聋、糖尿病等疾病，他们的血统也决定了他们的性格更加阴沉和忧郁。而北欧的雅利安人则更加健康，富有远见，适宜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在科学的共同体里，犹太人的处境也在恶化，这只是一百年前工商业矛盾的再现：1931年，德国有约325万学术方面的大学生和博士生毕业，而当年学院体系内的职位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还不到。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面临失业的困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纳粹党在成立初期就在知识分子体系尤其是理工科知识分子内获得了不低的支持率，相当一部分高级研究员和教授都是犹太人，那些无法进入体系内的年轻毕业生将自己的怒火发泄到自己的老师身上。希特勒的传记作者康拉德·海登分析说，如果在奋斗了多年后依然被哺育自己的系统所抛弃，那么为什么不为一个更好的梦想去战斗呢——这个梦想许诺人们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都是这么做的。1930年的大选中，纳粹党总共获得了18.3%的支持率，而他们在大学里的支持率高达34.4%。总的来说，希特勒的许多支持者中大约有250万人是在“一战”后出生的，在失去父亲的家庭困境以及经济萧条中长大，大部分人对于外部环境心怀愤恨，却又无人管教。他们受到的教育普遍比上一代优秀，这使得他们蔑视旧式的权威，但又渴望用新式的思想来解决自己的迷茫。那些经历过“一战”的军官成功地获取了他们的支持，成为年轻人心中的领导者。1930年，纳粹党员的平均年龄是29岁，而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平均年龄在25岁以下的只有8%。而纳粹党议员的平均年龄是38岁，当年希特勒41岁。戈培尔试图利用这代人的特殊性来蛊惑人心，他与共产党人一样贬斥旧式的贵族，称年轻的工人应该在这个激荡的时代里成为新的贵族。因为这个时代如此特殊，旧式的道德也应该被抛弃，人们不应该思前想后，真正的雅利安人应该立刻行动起来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战斗。“犹太人只是虫子，我们为什么要同情一只虫子？”到了1933年，许多犹太人被自己的企业解雇，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贵族”——雅利安工人。许多大学教师也被迫离开讲坛，光这一年就有1000多名雅利安教师取代了他们的犹太前辈，因为被解雇的犹太教师太多，原本根本挤不进去的大学系统里竟然出现了几千个教职空缺，后来不得不用大量的应届毕业生替补。犹太人管理的银行、工厂都被他们的雅利安竞争者取代了，而这一切都没有一份官方文件说明。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没有人为此负责。总的来说，确实有很多雅利安人在愈演愈烈的反犹行动中获利，几乎可以说希特勒借此贿赂了整个德国。直到战争结束前，许多德国士兵的家庭还可以住进被驱逐的犹太人的房子里，集中营里的手表、首饰被分发给飞行员和坦克驾驶员。到了1935年9月15日，希特勒终于在法律上杀死了德国境内的犹太人：立法规定犹太人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居民”，严禁德国人与犹太人通婚。这场整体迷狂升级到了德国有史以来的新高度，无论从法律、政治还是道德上，犹太人都已经被象征性地杀死，以至于后来到了集中营里，士兵和军官们都在自觉地履行新的道德观，仁慈、同情心乃至人性，一旦涉及到犹太人，就立刻成了应该被抛弃的东西，并且在冷血地举起屠刀的同时，纳粹分子还获得了一种正在克服自己人性弱点的崇高感。按照托马斯·曼的说法，此时的德国人已经善于对粗暴的事件运用崇高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希特勒像是一个从浪漫主义噩梦中走出来的人物，在萨弗兰斯基的《荣耀与丑闻》中，他比本文开头提到的许多欧美史学家走得更深，他认为浪漫主义和政治的结合最终导致了这场灾难，但另一方面，只有光的缺失才会导致真正的黑暗，如果从俾斯麦之后的所有德国人都能够像他们中的大多数犹太人那样真正地把古典德国作为自己的文化理想，那么以举国之力来屠杀异族的事情可能也不会在这片土地上发生。
（参考书目：《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克劳斯·费舍尔，译林出版社，2011年；《德国反犹史》，克劳斯·费舍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世纪文景，2014年；Aly，Goetz：Warum die Deutschen～Warum die Juden～Gleichheit，Neid und Rassenhass 1800～1933，Frankfurt am Main，2012；Prager，Dennis and Telushkm，Joseph：Why the Jews～New York，2003；Gilbert，Martin： The Holocaust，the Jewish Tragedy，London，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