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央嘎知道，在西藏很多用起来并没有副作用的药，到了其他地方，同样的病，类似的体质，有时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副作用。这可能与体质、海拔、气候等原因有关。央嘎也看到，在中国沿海地区，藏医藏药还比较受欢迎，那边的藏医已经通过多年的实践摸索出了适合当地的用药方法，比如很多用药要比在藏区更猛。
金钱和时间，被央嘎称为是国外求学生涯中最大的敌人。他对于打工贴补家用和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的描述，和许多攻读哈佛的励志书的描述大体差不多：早5点到下午18点，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图书馆。傍晚骑车不到半小时到家，妻子已做好饭菜等着。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一个小时，是央嘎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晚饭后的学习持续到深夜12点，一天结束。
最困难的时期发生在美国的第七年，奖学金花光，家里也没有条件给予帮助，一堆要付的账单差点让学业就此停止。好在有导师推荐，到密歇根大学当一年讲师。全家辗转搬到了密歇根大学附近，讲几门课，讲课的收入勉强维持住了剩下一年的开支，一边教书一边写论文，博士才得以毕业。
在美国生活的7年中，每天回家妻子准备的晚餐依稀有些藏族味道；为数不多的两三次藏族学生的聚会中妻子做的“班嘻”，也就是藏族的饺子，是藏族味道的；藏历新年那天，晚餐时会摆一些简单的藏饰，和比平日稍微丰盛些的食物，给1.5万公里外刚刚进入藏历新年的家人打电话，算是过年了。除此之外，哈佛期间的生活，几乎在外表上没有藏族的影子。
与此同时，藏族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在美国的每一天都在受到冲击和改变：酥油茶变成了果汁、咖啡和牛奶麦片；黄油面包和三明治取代了糌粑和青稞面；拉根绳子晾衣服被烘干机取代；女儿们上公立的幼儿园和小学没有任何费用且孩子每天都很开心是令人惊喜的；大女儿爱听的饶舌和乡村音乐听起来有点吵，妻子有时放的藏族音乐会被关掉；复活节通常是全家和导师一起过，火鸡吃起来没有看起来感觉好；圣诞节是孩子喜欢的节日，她们对张灯结彩的圣诞树很是喜欢，不过是在别家院子里看到。
这些细节如涓涓溪流会聚成河，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这个传统的藏族家庭。生活习惯吗？“不太习惯。”生活艰辛吗？“真的很苦。”“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去同情和怜悯。苦是自己的事情，没人逼你去美国，这是价值观发生的最大变化。”央嘎说，“以前在西藏，我不会这么想。我会焦虑——怎么没人帮我呢？”
“一些藏族人对政府有明显依赖，比如生病了，觉得驻村干部的帮助是理所当然的，觉得政府、亲戚，都应该帮助，我以前也这么认为，藏区的发展，中央应该帮助，不帮怎么行。现在我认为，病了就是自己的事，自己想办法，藏区没有发展应该藏区人自己努力，任何一个民族都要靠自己。”
央嘎认为，以前藏区和他有类似想法的人很少，这种依赖多少源自于世俗的信仰。“很多人都觉得，安排人未来和人生的是命运、是神，好像自己没有主动权，只能接受、认命，甚至觉得人生的希望都在下一世，这是藏传佛教悲观的地方。藏族人的命运好像需要有人来决定，这是个悲哀。”
央嘎的同事、西藏藏医学院副教授魏冬评价他的变化：“如果说美国的生活经历给他带来了什么不一样，那就是更理智了。”
按传统，藏民看病之前常常算卦。央嘎也不能理解了：“找谁看病、什么时候看病、哪一天适合手术、该不该住院、去人民医院还是去藏医院，很多藏族人都要算一卦，找喇嘛算或者自己看藏族的历算，现在依然在藏区很流行，普通百姓、千万富翁都这么干。还有人找到我算卦，我也很奇怪。”当然，央嘎承认，宗教和习惯是分不开的。
从拉萨到西方
1987年9月的那曲，白天气温15摄氏度左右，到了晚上，气温降到零下也不稀奇。穿着羊皮袄，央嘎第一次由故乡那曲来到了大城市拉萨。从车站出来，坐上小推车，人和行李全在上面，汗流浃背，到了学校，脱了羊皮袄，都发臭了。这让央嘎印象深刻，拉萨这个城市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慢慢成为个人意义上的第一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