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官方PMI落至荣枯线下的49.7，其中高耗能行业PMI为48.1%，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为今年以来的低点。宏观调控从“保8”到“保7”，从发改委一个月审批近万亿元大项目到大型企业利润一路滑落，寻找经济节节退守的症结，从煤制油这个在当下前景颇为清晰的新兴产业，或能获得一叶知秋之效果。
5月5日，国家能源局正式发布《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明确提出要“统筹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暂停6年后，中国决定重启煤化工投资项目。上一次暂停审批新建或扩建传统煤化工项目是在2009年，因为产能过剩，当时仅各地报到发改委的煤制油项目的总规模就超过4000万吨。而早在2006年，发改委连发两道禁令，“不批准年产规模在300万吨以下的煤制油项目”以及“在国家煤炭液化发展规划编制完成前，暂停煤炭液化项目核准”。当国际油价一路高歌猛进，资源禀赋多煤少油的中国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煤炭液化的路径，但彼时世界上除南非外再也没有运营的大型煤炭液化项目，发改委的审慎是一种颇为科学的态度。一个煤制油项目，投资动辄几百亿上千亿元，因为体量大，发改委的监控相对有效，多年来，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示范项目相继建设投产。
西方国家没有煤制油化工业，技术并非瓶颈，而是因为不经济。以现有的油和煤价格，油价只有在70美元/桶，煤制油企业才盈利。煤制油从项目启动到开工建设，至少需要5年准备时间，从建成到投产，耗时更可能长达8年。而油价频繁变动，时高时低，人们往往反应滞后，使决策者举棋不定。其实谋事还不全在人，市场的力量更强大，德国曾经是煤化工的大国，但“二战”后低迷的燃油价格却使得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全线破产。另外，煤化工还面临着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的“三高”诟病，其发展前景一直充满争议。“三高”背后，则是只有规模效应才能将能耗和水耗降低的规模门槛，一次投资如同一次大赌注的博彩，要么大赚，要么血本无归。
如果说修筑铁路公路体现了保增长决策相对稳健的一面，对煤制油项目的审批，恐怕就更为激进了。煤制油路条的转机发生在2012年底，发改委对煤制油项目严控已经开始松绑，三大煤制油项目——神华集团宁夏400万吨、潞安集团540万吨、伊泰集团200万吨或报送，或者获得了路条。此前，全国只有神华鄂尔多斯108万吨、潞安21万吨和伊泰16万吨三个煤制油示范项目投产，累积产能140余万吨。在2012到2013年，发改委发放的“路条”，使全国煤制油的产能一下子放大了一个数量级。复盘当时发改委大发“路条”的心态，除了示范项目都已经获利，恐怕就是保增长的需要。而2012到2013年，煤价开始暴跌，但油价尚未受到波及，更给煤制油以利润扩大的远景。幸好煤制油的暴利窗口只维持了很短时间，否则被套进去的产能很难计数。
项目立项时，无论企业还是审批方都在重述的事实是，中国煤炭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同样的项目，总投资成本远低于海外。但以5年乃至8年，一个煤制油项目的建设周期看，连这些确定性因素也会发生逆转，何况原油这样瞬息万变的大宗商品。中国工业的问题，就小的层面而言，如温州的小作坊，来了订单就能生产，无需技术壁垒，仅以低成本和市场规模就足以横扫世界。大型国企面临的也是类似的低水平重复的投资依赖。煤制油技术经历上半年的摸索，在当今科技背景下并无技术障碍，偏偏大型国企愿意大举投资。若以当下石油产业的希望页岩油来对比，不难发现，真正促进行业进步的是民营企业的创新追求，而非大企业的财大气粗式的产业链扩张。若再深究下去，中国石油业迟迟不向民营企业开发，煤炭业于是拥挤了太多的竞争对手和资本。
一次集中发放“路条”，集中释放了增长动力，殊不知却可能为未来埋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