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花鸟画因为“格致”的思想，呈现出一批穷极物理、精致非常的作品，它们对自然物象的掌握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北宋画家赵昌的《写生蛱蝶图》入“初编”，在精准之外，还增添了“写生”的灵动性，正如沈括论及“写生”所说：“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赵昌也颇以之自诩，自号“写生赵昌”。此幅花鸟画描绘三蝶起舞，蚱蜢静待，野草闲花，一派秋原野色。构图与用色，是这幅画作最别具匠心的地方。
国宝《清明上河图》在休眠10年之后，终于全卷展开让世人一睹它的风华。这件长卷入“三编”，也是北宋张择端的唯一传世之作。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文学、艺术作品知名度非常高，但创作者平生也就仅有此一二件作品流传，如此幅《清明上河图》，如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诗。这些作品有如神助，意境、技巧之高，难以揣测。欣赏近6米长的《清明上河图》，之前若能读一读《东京梦华录》，可以有更好的文献参照。全卷楼阁屋宇、贩夫走卒、车马舟船，一丝不乱。
著录于《石渠宝笈》的书画国宝，在清末及民国初年由于政权更迭、战乱频繁而流散出宫，历经劫难。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及至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购买、捐赠、调拨等方式，这些散于各处的国宝又纷纷回到了故宫。如宋李公麟的《临韦偃牧放图》，入“续编”，长为429.8厘米，全卷绘1200多匹马，140余人，细看可谓毫发毕现，蔚为壮观。
参与《石渠宝笈》编纂的31位词臣，都是饱读诗书之辈，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书画专长，也有过相关研究专著。举例二人做一管窥：张若霭，安徽桐城人，是大学士张廷玉之子。他本人擅长书法绘画，以内阁学士参与纂修《石渠宝笈初编》，后累官至礼部尚书。他有《临明朱竹书画》卷12段，分别临仿明代画家孙克弘、张忠、宋旭、莫是龙、丁云鹏、周之冕、侯懋功、璩之璞笔意，绘画的朱竹意态多姿。朱竹的典故，来源于大文豪苏轼的文人意气，世间本无红色竹子，也无墨色竹子，如此表现，自然之态不失，更能表现文人画的放逸，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另一位张照，华亭（上海）人，长于书法与戏曲。他是康熙年间进士，乾隆时期历任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内阁学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等职。他的书法学董（其昌）、颜（真卿）及米（芾），成为“馆阁体”代表人物。他也是《石渠宝笈初编》的主要编纂官之一，深得乾隆皇帝信任，被誉为“五词臣”之一。他的《行书弘历读昌黎集诗》轴录乾隆御制读昌黎集诗一首，朴茂厚重，堂皇雅正。
《石渠宝笈》有如宝山，此次“石渠宝笈特展”更加难得，是将经典书画著录进行深入挖掘并发展的重要尝试。特展的起因之一，其实源于故宫编纂的《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经过6年细心整理和搜集图片，故宫首次为这套典籍尽可能地配上了彩图，这对传统书画著录为一大进步。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故宫博物院相关专家渐渐萌生为此做一个展览的想法，经过不断论证与遴选，“石渠宝笈特展”终于成型，从手工誊录的皇家秘藏典籍到电子印刷图文并茂的现代出版，再到可以供全社会人士都可以近距离参观的大型展览。配合这个展览，故宫还出版了《石渠宝笈·典藏篇》、《石渠宝笈·编纂篇》两部大型图录，忠实记录展览结构、作品，又从展览回归书籍，这可能就是《石渠宝笈》这部皇皇著作亘古存在的意义。（故宫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