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索穷更感兴趣的还是普通藏族人的“言传身教”，那些形形色色人们的经历，是他们更本质的教育。喜欢跟陌生人聊天是他最大的特点，也是有助于他成为一个“记者型作家”的原因。“我特别喜欢跟拉萨街头的人说话，他们每个人都有故事，那些朝佛过来的，那些沉浸在声色犬马里的……随便什么人都可能是一个传奇。有时候人家也来劲儿了，觉得找到了很好的听众，就掰扯上大半天。”索穷最喜欢去的还有拉萨街头随处可见的小酒馆，在街角、在路口、在树荫下，随处可见，拉着布帘，远远地在外面就能听到里面轰然的笑声。“一般都是一圈人在那儿玩骰子，又唱又跳。玩骰子的人口才都很好，嘴里念念有词，从一开始唱到数字十二，每个数字都能唱出一大堆故事，像诗歌一样。曾经有人还编了本书就叫《西藏骰子说词》。”这是民间文化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比试口才中的灵光乍现、突发奇想，都是从小耳濡目染的结果，充满了俗世的谐趣和智慧。
索穷用对他们的记录和观察，代替了小说写作。如今回头看来，央珍夸他做了一项抢救性的工程。“我们生活在拉萨，倒想不起来做这样的事情，反而索穷怀着对拉萨的热情和想象记录下了缺失的这一段历史。否则，今天的拉萨已经不同了，过去也就找不到了。”1994年，央珍的工作从拉萨调到了北京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此后每年只有尽可能找时间回到那里。而距离的遥远，更让她觉得这个城市充满了越来越快的变化，她对于拉萨的追忆，充满了老拉萨人“追忆似水年华”的味道。在八廓街的中心区域，她觉得甚至很难再找到一个传统的拉萨人了。而当初来到西藏的大学生和艺术家也大多纷纷离开，曾经热闹的文化圈子逐渐风消云散。
“80年代的一阵风吹完了。”索穷说。不仅是知识分子圈，民间松散、惬意的文化氛围也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而逐渐消失。街头的酒馆茶肆在逐渐消失，他并没有一丝要离开的念头。“我的目标很明确，我就要在这里生活。”他仍然觉得拉萨是一个“传奇”，只有在这里故事才能有更精彩的继续。“西藏最好的与最坏的肯定都在这里。”
阿旺扎巴也重新回到了拉萨。1990年他调进了西藏美术家协会，从此有了条件专心从事创作。但他没有停止内心的“不安”，他安慰自己这里是一个窗口，也会提供给他更好的审视昌都的角度。“其实离开一个地方，再从很远的地方来看这里，会真的不一样，那是非常深刻的。身临其境的时候说不定很多东西你看不到，容易钻牛角尖拔不出来。所以我想，来拉萨也许是幸运的。”不过90年代中期以后，他变得有些苦闷起来，曾经的油画技法对他而言不再能够满足表现力的需求，而走出门外，他总是听到人们问他，你的画卖得怎么样？
焦虑和张力开始在离开故乡的他身上变得明显起来。属于传统的唐卡、国画在这个时期重新进入他的视野，他意识到这是躲不开的传统。“我开始想把现代绘画介绍给他们，当个中间人。”阿旺扎巴说，“传统是你的灵魂，但要不断地提炼，像两块石头碰在一起产生的火花。这支撑着我从油画转向尝试新的画法。”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他在自己的小空间里开始做一件更基础性的工作，借鉴西藏传统绘画材料，调配新的颜料、新的油，他说：“我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说话。”
2015年：重逢
这一次他们的相聚是在阿旺扎巴的家里，休假回来的央珍想去他家里看画，同时也会会许久不见的老友。9月初的拉萨白天阳光依然灼热得像夏季，家家户户的窗台上和院子里都种满了花。央珍说，这也是拉萨人的传统。以前的拉萨人，不管多穷，连家里的桶和盆也要拿去种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