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社会以华人为主要族裔，我很快发现自己对这一部分的世界一无所知。所以我开始学中文，读一些非虚构类的小说，尤其是现代中国的故事、20世纪的动荡、中国人的信仰与文化等等。我一向相信，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地方以及那里的人，从艺术和文学中学习总是没错的。所以我试着在当地的书店里找有没有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我找到了一些旧的经典，还有一些当代的作家，余华、莫言、马健，我还读了鲁迅，参观了他的家乡和故居。”
“让我觉得困扰的是，我读到的这些故事都很压抑。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智慧，但满目荒夷，千疮百孔，到处是危险和欺骗、压抑、挣扎的生存。我问我的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女性作家可以介绍给我，或者更温暖一点的作家。我在现实中遇到的中国人都很好很温暖啊，为什么中国的文学里就没有那样的人呢？”
最后，老师给她推荐了张爱玲，说这是一位写“浪漫小说”的女作家。浪漫小说她本来并不感冒，但还是去书店买了一本英文版的《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的序言里有关于作者的介绍，我一下子就被她的传奇人生给迷住了，困难的开始、受挫的计划、分裂的世界，以及她给自己构筑的保护层。我不知道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她我会不会喜欢她，她恐怕是一个难相处的人，但我对她的才华充满感激。去年，我去了一趟上海，在张爱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转悠了一圈，她的公寓进不去，但楼下有一家很好的咖啡馆。这样走走，想象张爱玲曾经的生活，很有意思。她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女人。”
在乔看来，张爱玲虽然是写男女情爱的，但刀锋却一点不比莫言钝，甚至带着更深的残酷和疏离。一方面，她的语言如此精致（即是经过了翻译），那些视觉化的意象如此诗意、强烈，有时候美到令人窒息。
Sometimes it rained in the park.Ch‘ang-an would open her umbrella and Shih-fang would hold it for her.Upon the translucent blue silk umbrella myriad raindrops twinkled like a skyful of stars that would follow them about later on the taxi’s glistening front window of crushed silver and，as the car ran through red and green lights，a nestful of red stars would fly humming outside the window and a nestful of green stars.（The Golden Cangue）[有时在公园里遇着了雨，长安撑起了伞，世舫为她擎着。隔着半透明的蓝绸伞，千万粒雨珠闪着光，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处跟着他们，在水珠银烂的车窗上，汽车驰过了红灯、绿灯，窗子外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金锁记》）]
但另一方面，你会觉得她不是在用画笔描绘，而是用锋利的尖刀在描绘，对她的角色没有半点怜惜，切除一切幻象，不给读者留半点希望。
“张爱玲让我想起简·奥斯丁。她们都善于描写加诸女性身上的种种社会束缚，以及这些束缚如何限制与决定她们的选择、轻重与动机。很多时候，这些束缚都使得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前景显得很渺小卑微，但她们笔下的女性都很聪明，想尽各种方法为自己的人生做主。只不过奥斯丁笔下的女性能发掘自己身上最好的一面，并最终得到美好结局，而张爱玲似乎恰恰相反。”
“我不喜欢她笔下的任何一个角色，但我同情他们的处境。我不确定这是翻译的问题，还是文化差异的问题。很多问题让我困惑。”
“《金锁记》里的七巧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一个可怕的女人，但她的人生又让你忍不住深深同情。一方面你可以说，她的命运是社会强加给她的，但另一方面，即使在最黑暗的情境下，我们仍然是自身选择的产物。所以，面对七巧的一生，作为读者，我发现自己在恐惧与同情之间不断地纠结——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价值与家庭出身的产物，多大程度上是自我的选择？七巧本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的毁灭从内到外都是悲剧。”
“范柳原我觉得是一个浅薄而自私的人，他的兴趣是找一个符合他的刻板印象的理想女人，而不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女人。和《金锁记》一样，《倾城之恋》这个故事里的每个角色都被社会规则所束缚，这种规则控制和掌握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他们所被允许渴望、希望的一切。流苏的谨慎和算计都来源于此。她的社会逼迫她这样的女人必须依赖男人才能生存，所以她对婚姻的需求远比对真爱的确认来得更急迫。所以这个故事才如此悲哀。”
“张爱玲笔下的所有男人都不怎么样。范柳原的情况更有意思一点。因为他是从国外回来的，你以为这会为他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视角。结果他不仅没有挑战男女关系中令人窒息的期待，他只是想找一个传统的中国女人，随时可以为了自己抹杀她。张爱玲身处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从一个保守的社会向一个现代社会转变，就像我自己的国家一样，这种转变都是异常痛苦而复杂的。”
“我想最让我着迷的，是一个人或社会如何成为其自身的过程。那个旧的中国，我不是在寻找魅力（charm）——从各种角度来看，那个旧的中国都没有什么魅力而言——我感兴趣的是人的故事。我喜欢看一个人从哪里来与他/她今天是什么样的人之间的关联。中国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的故事经过了剧烈的破坏，而不是一个缓慢的自然进化的过程。我好奇身在其中的人是如何适应这样的经验，并维持自己的故事的一致性的。在英国的时候，有20年的时间，我在英国的工作是帮助那些经历家庭暴力的人，很多人都逃离自己危险的过去，重新开始生活。这让我对于人们如何处理生命与身份的痛苦的方式充满了兴趣。当我读张爱玲的小说，我发现自己忍不住问她笔下的那些女性们：你们只是环境的产物，还是可以选择成为不一样的人？这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社会，可能都是同样重要的问题吧。”
主笔/陈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