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的这几个名字，几乎是张爱玲晚年的全部私人交往——并非见两面的访问关系或工作、出版事务上的通信关系，而是真正和她生活保持长期交集的人。但这几个朋友如果来访，也会被张爱玲一再叮嘱先写短信寄来，说好大约哪天到，那几天她才接听电话，否则也是一概不听的。
宋淇夫妇和张爱玲识于1952年的香港，其时宋淇任职美国新闻处（USIS）项目翻译组长，因张爱玲去应聘海明威《老人与海》的翻译工作而开始交往。夏志清教授著述《中国现代小说史》后，据他记忆，1961年3月将著作寄给张爱玲，从那以后两人即该开始了通信，虽然都在美国，但不在同一城市，主要是通过信件往来，直到1994年5月。
庄信正和张爱玲认识得比较晚一点。1965年，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福伦兹（Horst Frenz）筹办“东西文学关系研讨会”，请曾是自己学生的庄信正代为邀请一位资深中国学者参加，在夏志清的推荐下，庄信正请了张爱玲，并且因为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而格外郑重，特别请老师福伦兹出面亲邀，而张也接受了，她在那次会上谈论的是中国电影的话题。庄信正在1966年8月后曾任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中国研究中心，三年后又推荐张爱玲接任他的工作遗缺，两人因此联系较多。1969那一年，张爱玲总共写给庄信正9封信，于她平日行事风格是不多见的。虽然对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和写作提供诸多帮助，包括找工作、租房、采购生活用品这类琐事，但庄信正始终以后进身份自处，视张爱玲为导师。
另外一位和晚年张爱玲接触多的华人，是后来被张爱玲指定为遗嘱执行人的林式同，他是庄信正在美国大学时期的同学，因为住洛杉矶，庄信正就托付他照顾同城的张爱玲，比如帮忙她寻找新的住处之类。
1995年9月8日12点半，张爱玲在洛杉矶家中被发现死亡，死因为心血管疾病——宋以朗指出，这个时间是洛杉矶警署出具的死亡证书上所写，并不是她死亡当天的日期，而是她遗体被人发现的日期。“其实去世了多少天，由法医来判断，但那份报告从来没有公开过，所以那些说死了三四天甚至七八天的人，是没有证据证明的。”张爱玲在去世前三年的1992年2月14日就依照当地法律立好了遗嘱：将她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遗体立时焚化，不要举行殡仪馆仪式，骨灰撒在荒芜的地方；委托林式同为遗嘱执行人。她去世后，警察的通知电话就是打给林式同的。1995年11月，林发表回忆文章里面提到，除了房东、警察和殡仪馆的执行人员，他是唯一到现场并看到张爱玲遗容的人。“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后来一些传记作者描写张爱玲死后“躺在卧室的地板上”、“穿一件赭红色旗袍”、“桌面上摊开着一部尚未完稿的长篇小说：《小团圆》”，各种臆想性的文字至今还在网上流传，正是他们以“张迷”的名义，将一个本性孤独的作家附会到了猎奇和俗流之中。
夏正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以及林式同写的《有缘得识张爱玲》，都成为后来张爱玲研究者最倚赖的信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