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疑惑，张爱玲是否也曾有过描写美国生活的冲动与打算——在她的文字中，除了写洛杉矶的那篇散文《1988——？》，美国生活是难觅踪影的。60年代初期，她曾在给宋淇夫妇信中说，想写一本关于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书，到了1963年，她说“郑和故事经考虑后决定放弃”，原因是“郑和小说因为没有英美人（至少欧洲人）做主角之一，我认为美国读者不会有兴趣的”。这说明，她曾想过尝试更符合美国读者口味的写作的。我问与霏斯建立了很好友谊的司马新这个问题，他给了我一个答案：“张爱玲曾提到，她想写一本以美国为背景的书。我有理由相信，那本小说本将会以赖雅的女儿，霏斯·杰克逊女士，还有她的丈夫及他们的三个儿子作为基础。”在旧金山隐居时，张爱玲曾在那次与水晶的罕见长谈中提道：“又譬如美国人的事情，我也想写的。”水晶只说：“有点不敢相信。”
赖雅的身体更加恶化，跌了一跤后便卧床不起，他的日记终止了。1963年，他们搬到了离皇家庭院不远的肯塔基院（Kentucky Court），租金只是原来的一半。我们从“皇家庭院”往“肯塔基院”走，黑人多了起来，几乎看不到白人。找了很久，终于在一片独栋小房子的街区里，找到了这所公寓小区。病怏怏的黑人老人告诉我，这里是政府的房子，专门提供给低收入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实在困难的失业青年也可以申请。有一种险恶立即露出了面容：一个黑人妇女走过来，要将我们赶出去。“就像奥巴马是美国总统一样，我是这儿的主席。你们没有权利在这个政府的地块上逗留，请尽早离开。你们如果敢上去敲门，里面的居民就可以马上报警。”另一位黑人，则过来质问我们为什么拍照，警告我们不得侵犯她的肖像权。几乎是解释加央求的，我们进去了。战战兢兢地，还是敲了赖雅与张爱玲曾住过的22号房间的门。提心吊胆地看着门打开一条缝，报上来访的目的，终于，门开了。一位胖老太太允许我们进到这间房里，她的女儿正带着孙子来探访，还有一位更加胖的亲戚，坐在一张几乎快被压垮的椅子上。这是一个很局促的一室一厅套间，客厅与厨房不过十来平方米，厨房几乎只能容纳一个人。卧室虽只有一间，但还是相对宽绰的，摆放着一张大床，还有梳妆台与衣橱。在客厅里坐下来，想到张爱玲的境遇，不禁觉得凄凉。正是在这里，赖雅完全大小便失禁，张爱玲在起居室安装了一张行军床，担负起护理工作的重任。也是在这里，她终于知道自己的英文小说《易经》（Book of Change）始终卖不掉，灰心中，放弃了出版这本书的期望，开始写《小团圆》。自《北地胭脂》终于在伦敦出版，却评论和销量俱差后，她对英文写作已不再抱什么希望，放弃了来美国时打入英语世界的作家梦。同样是在这里，控制香港电懋公司的富商陆运涛在空难中遇难，失去靠山的电懋公司开始涣散，张爱玲也不可能在香港出售电影剧本了，失去了她收入的主要来源。1965年，霏斯带儿子们来探望赖雅时，家里忧伤与无助的氛围明白可见，在告别时，大儿子的女朋友忍不住哭泣起来。此刻，屋里的黑人一家坐在沙发上，慵懒的，半沉默的，不充满着什么希望。白日的光线从窗户的缝隙里幽幽地探进一丝来，却对驱散黑暗无能为力。
司马新告诉我，他也曾想去拜访肯塔基院，但终因朋友劝阻那里危险而未去。也许因我们对那里潜在的危险一无所知，才窥见了它。我告诉他，那的确是个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地方。司马新说，但张爱玲很喜欢那里，她并不介意那是一个黑人聚居区。她在给夏志清的信中说：“我住在华盛顿完全是个accident（意外），不过现在搬了个便宜而很喜欢的房子，所以不想再搬。”司马新提示我，张爱玲在给邝美文的信中也有提到。我找来书看，果然说：“我最喜欢从前欧美富家的花房。……说来可笑，从前住‘低收入公众房屋’的时候就是这样。仿佛拟于不伦，但是我向来只看东西本身。明知传出去于我不利，照样每分钟都在享受着，当窗坐在书桌前望着空寂的草坪，篱外矮楼房上华盛顿村有的紫阴阴的嫩蓝天，没漆的橙色薄木折扇拉门隔开厨灶冰箱，发出新木头的气味。奇怪的是我也对赖雅说：住了三年，我从来不take it for granted（理所当然）。”这段描写让我想起张爱玲的那篇《1988——？》。她孤独隐居在洛杉矶，可当她在一个公共汽车站看到一个人在等车的长凳“椅背的绿漆板上白粉笔大书：“Wee and Dee /1988——？”她产生了联想。她说：“这该是中国人的姓。”她开始猜测这个写下这行字的人的身份，她说全世界随手题字的都是男人，所以“在这长凳上题字的是魏先生无疑了”。而这“狄”或“戴”则是魏先生遇到的一个女孩。她就遥想这魏先生在等车时的心境：“虽说山城的风景好，久看也单调乏味，加上异乡特有的一种枯淡，而且打工怕迟到，越急时间越显得长，久候只感到时间的重压，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沉闷的要发疯，才会无聊地摸出口袋里从英文补习班黑板下捡来的一截粉笔，吐露出心事。”“乱世儿女，他乡邂逅故乡人，知道将来怎样？要看个人的境遇了。”“但这时候他什么也不管了，一丝尖锐的痛苦在惘惘中迅即消失。”
张爱玲仍在不断写作、翻译，不断地再改《怨女》，“永远纠缠不清”，又陷入找副业的永远的恶性循环。她有时觉得自己，“像个只说不写的作者”，揶揄自己“有两部小说卖不出”。申请剑桥赖德克里夫研究院的基金，“过天就写信去问”，“不光是为了没有学位而心虚，不幸教书不仅是书的事，还有对人的方面，像我即使得上几个博士衔也没用”。她因为心境坏，体重一磅一磅瘦下来。1965年的夏季，张爱玲写道：“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10月，她写道：“近来时刻觉得时间过去之快，成为经常的精神上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