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1945到1952年的时候，她转向比较通俗的、比较大众的。《十八春》、《小艾》都是通俗文学。这两本书都没有特别高的成就，张爱玲这种转向是被迫的。1954、1955年，她写《秧歌》，写《赤地之恋》，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她转向描写社会，描写更广大的视野。然后她到美国又退到写她自己。到晚年写《小团圆》、《色·戒》，她又有一个变化。她有好多个变化。我们不能说这人不许变，人家凭什么不许变。有一位学者叫刘绍铭，看《小团圆》很不满意，说那些兀自燃烧的句子都没有了。但张爱玲就是不想写那种聪明句子了，也不想把情节编得那么激烈。她的艺术趣味变了。你不能不允许一个作家有这种变化。你想要什么，我就老写这个。那是亦舒。琼瑶不也是这么一个作家吗？张爱玲不是琼瑶，也不是亦舒，她是一个不断自觉变化的作家。变化的最大特点是她的风格上“平淡而近自然”，她要把这个文学变得不那么像文学，要变得跟生活比较接近。
三联生活周刊：《小团圆》影印版大概什么时候出？
止庵：就是最近好像要出。
三联生活周刊：张爱玲自己曾说，她对于人性的要求，向来是“只要人家能懂我一部分”。你也觉得她是一个难懂的人吗？你觉得张爱玲一生中经历的那些人，母亲、姑姑、炎樱、胡兰成、赖雅、宋淇夫妇等，谁是最懂她的人呢？
止庵：我觉得张爱玲是一个人在屋子里，她把门关得特别严。外面站着好些人，想进来她不让进。假如她放进一个人来，她就一切都听那个人的。她放进来过谁呢？第一个就是胡兰成。这不只是情感关系，而是一种信赖关系。她放进半拉的人，是炎樱。再有就是宋淇。宋淇对张爱玲的影响非常大。张爱玲其实自闭挺严重。她不愿意跟这个世界打交道，她必须通过一个人跟这个世界打交道，这个人就是宋淇。包括她给皇冠写信，都是先写给宋淇，宋淇再转告。
宋淇是个很好的人，相当于张爱玲的经纪人，也是张爱玲的护法。他保护着她。但是他在文学观念上有点偏旧。当宋淇读完《小团圆》，他更多考虑的不是张爱玲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而是这个书出版后会对张爱玲有什么不利。这个不利因素他考虑得有点多。所以他建议不出版《小团圆》。同样，《同学少年都不贱》也是宋淇建议不出版。张爱玲就听了他的。可是张爱玲作为一个作家，18万字一个小说，另外一个2万多字，一共20万字就白写了。于是此后她就不写了。假如当年，应该是1976年，《小团圆》出版了，当时她是56岁。《同学少年都不贱》是1978年。假如这些都出版了，她可能受此鼓励，此后创作再呈一个井喷式的发展。她就可能有一个蔚为大观的创作晚年。但是这些作品都没有出版之后，她这个人就枯萎了。之后她把《海上花列传》翻译成白话文，然后再翻译成英文。这就是她后来20年干的事。
宋淇先生当然是好意，但导致的结果，是晚期张爱玲过早的结束。导致后来有20年的空白。她人无所事事之后，整个颓唐了。人变得消沉之后，就出现了很多病。都是在这之后的事。从把《北地胭脂》译成《怨女》到停止写作，一共就10年左右的时间。
张爱玲创作生涯里面两次比较大的打击，一次是发生在1945年。没有媒体了。一个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1976～1978年。
三联生活周刊：从文本和书信判断，你觉得张爱玲是一个难懂的人吗？
止庵：张爱玲这个人，肯定性格上有些问题。这是没有疑问的。她肯定是个自闭的人，容易受惊吓的人。是跟这个世界有点不太容易相得的人。在中国我也接触了一些还活着的作家，他们跟张爱玲之间文学成就有所差距。他们写得确实不如张爱玲。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人在平常生活中太正常了。我觉得一个作家，必须不能太正常。如果一个作家就像一个公务员似的，那凭什么你是作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