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在汉朝的生活体系中如此丰富，不仅体现于食物，还有药物，在当时的《神农本草经》中，论述了大约365种药。“偏爱植物的成见在此书中有所显露：67种是动物药品，42种是矿物药品，246种是植物药品。”通过这些史料可以有一个大致的轮廓，汉朝已是一个植物物种的盛世：有大量土地用于种植，有足够精细的耕作技术，有重视农业的政策。因此，当出使西域的使者或者远征大宛的将军，将新鲜物种带回国土时，这里已经具备接纳丰富外来物种的能力。
苜蓿被认为是最早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西域物种。它是汉朝帝国军事意图和国家安全的副产品。汉武帝时期一直在寻找善于作战的良马，听说伊朗高原上有纯种骏马，体格比蒙古种的小马魁梧，全身匀称，四足纤细，胸、颈、臀部都很发达，善于征战。于是常派遣使者到伊朗诸国遍寻好马，最多的时候一年中派遣求马使节十几次。最初找到的良马得自乌孙，后来张骞走到了大宛，发现这里的马种更为优良，因为马奔跑后流的汗是红色，因此被称为“汗血马”。汗血马所吃的饲料就是苜蓿。史书称张骞为人重实际，处理经济事务非常有见地。他断定这渴求已久的好马如果要在中国保持健壮，就要把它的主要食粮一并带回。于是他将大宛的苜蓿种子，带回国献给武帝。武帝命人在宫旁广阔地面遍植这新奇的植物。不久，这种饲草从宫中迅速地蔓延到了民间，遍布华北。
张骞是出使西域并生还归汉的第一人，也被认为是开启物种输入的第一人，因此成为引入物种传说的中心人物。大部分带“胡”字植物，都被认为是张骞周游绝域后带回来的物种。比如胡豆。《齐民要术》引《本草经》的说法：“张骞使外国，得胡豆。”还有胡麻，《太平御览》也引用《本草经》，认为是“张骞使外国得胡麻”。还有胡蒜、胡瓜、胡萝卜……一些近代的外国史学家已纷纷否定了这种说法。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专门撰文指出，张骞无法以一人之力完成那么宏大的物种传输运动。因为他出使西域时并不是以搜集物种为己任，而且途中险象环生，还被匈奴囚禁了一年，是乘隙逃走才得以生还，植物种子细小，在逃难过程中并不易保管。但就如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所说，舶来品最真实的活力和乐趣在于它来自那些令人心驰神往的遥远地方，承载着人们对未知之地生动活泼的想象。张骞“凿空西域”的行为，本身就开启了人们对于外域的想象力。众多的驼队贸易商人沿着被打通的丝绸之路来到长安，新的物种因此接踵而至。
移植技术
743年，在西京长安以东的地方建起了一座人工湖，实际上是一个海外贸易货物的转运潭。来自各地的贸易船只都聚集在这个转运潭里——来自北方的红毡鞍鞯、来自南方的红橘、来自西域的奇花异果……所有货物要在这里被换装到小斛底船上。大批外国商人也随货物而至，长安城的纳税人口将近200万人，居住在长安城中的外来居民数量也相当庞大。突厥、回鹘、吐火罗和粟特的商人们聚集此地，其中来自伊朗的居民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朝政府甚至专门为伊朗居民设置了一个叫“萨宝”的官职来监管他们。萨宝的意思是“商队首领”。
张骞之后开启的汉土与西域的相互贸易，在唐朝时达到一个高潮。纷至沓来的外国商队不但带来了很多新奇古怪的奢侈品，也促进了西域庭院植物的栽培。因为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异族人来说，“没有他们深深眷恋的故土植物，简直就无法生活下去。就如同前往美洲的欧洲移民也将他们故土的石竹、樱草、郁金香留在美洲一样”。但要让植物在气候、土壤条件完全不同的汉土存活生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早在304年，古人嵇含就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物种移植的种种难处：北方的大头菜引种到南方后会变成芥菜，因为没有冬季的地方不会生出肥大的块根。而南方的橘引种到北方后会变成低级的枳。柑橘被嫁接到较硬的三叶砧木上以后，在寒冷干旱的天气里，插入的树枝往往会变得虚弱或者死去。
后赵武帝石虎在引种西域植物上取得了一些难得成功的范例。《邺中记》记载，石虎的私苑中有“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枣，亦三子一尺”，还有可以结出重达两斤巨果的句鼻桃，“子大如盂椀”的安石榴树……”这位羯族君王在历史上留下了残暴嗜杀的恶名，但同时也是一位功劳不小的西域植物推广者。他将许多来自于西域的植物、食物改名，起因虽在于对胡字的忌讳，但在客观上，却减轻了中原居民对这些外域植物的陌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