苜蓿
苜蓿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栽培历史最古老的牧草，有着“牧草之王”的美誉。每到夏初时节，根系发达、茎高尺余的苜蓿草，便在光滑细致的茎梢处，悄悄开出紫色的簇状小花，结出如螺旋般的果实和似肾形的种子。这种最早被人类驯化的饲料作物，起源于古代波斯。直到公元前500年波斯入侵希腊，士兵们用苜蓿喂战马和骆驼，才把苜蓿种子传入希腊。公元前200年，苜蓿种子传入意大利和北非。随后，随着“丝绸之路”上骆驼队旷日持久的长途跋涉，苜蓿种子也在向东方传播。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在乌弋、安息、大月氏、大宛等地（今中亚地区包括中亚五国、克什米尔、伊朗、阿富汗等地），见到大片种植的苜蓿。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从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带回大宛马和苜蓿种子。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大宛国左右……马嗜苜蓿。汉使张骞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当时将天子所乘之马称之为“天马”，常嘴嚼着苜蓿茎花而进出皇城内外，故有“天马常衔苜蓿花”之说。
苜蓿的传播及驯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自汉朝引入后，苜蓿先在京城长安的皇家苑囿内试种。由于关中地区与西域皆位于北半球中纬地带，气候和水文条件相似，苜蓿很快便适应了这里，并逐渐向陇东、陕北甚至西北地区传播开来。唐代颜师古为《汉书·西域传》作注：“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苜蓿者，皆汉时所种也。”
自汉朝之后，关于苜蓿的种植便屡有文字记载。《齐民要术》是北魏时期主要记载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作者贾思勰在其中详细记载了苜蓿的栽培方法和利用价值：“土宜良熟。七月种之。畦种，水浇，如韭法。”这说明，最晚在北魏时期，苜蓿种植已推广到黄河中下游流域。
到了唐朝，苜蓿的栽培更加普遍。《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也就是说，当时驿站用的官马，都有规定数量的苜蓿地或苜蓿园作为饲料基地。唐代《薛令之传》中还提到了苜蓿能充当人类的食粮，而南朝《述异记》则记录“张骞苜蓿园在今洛中”，并明确指出“苜蓿本胡中菜，骞始于西国得之”。北宋《本草衍义》说苜蓿盛产于陕西，用以饲马牛，人亦有食之者，但不宜多吃。而元朝为了防饥荒，甚至下达了种植苜蓿的法令。《元史·食货志》中记载：“至元七年颁农桑之制，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
到明清时期，苜蓿在华北地区己普遍种植，呈现出王象晋在《群芳谱》中所描述的“三晋为盛，秦齐鲁次之，燕赵又次之”的局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苜蓿“处处田野有之”，连遥远偏僻的地区都有。淮河流域地区也有了一定范围的栽种，但此时的苜蓿大概还没有扩种至江南地区，所以才有“江南人不识也”的记载。而据乾隆时河南《汲县志》记载，“苜蓿每家种二三亩”，反映出华北、西北地区几乎每户农家都有种植。清朝农学著作《农蚕经》、《民囿便览》等均对苜蓿的食用方法、饲用价值、栽培技术等做了较全面的论述。
除了种植范围的扩张，古人对苜蓿的利用方式也在丰富。苜蓿含水量较高，草质柔嫩，适口性好，是饲用价值最高的牧草。在畜禽生长发育所需要的13种维生素中，苜蓿就含有10种，又被称为“维生素饲料”。更独特的是，苜蓿所含的粗纤维，在反刍动物瘤胃内的消化速度很快，容易使家畜产生空腹感，从而刺激食欲，增加采草量。另外，苜蓿的植株生长点位于枝条顶部，刈割后再生能力强，可利用期长。而这个特点在苜蓿传入之初就已经被古人发现，据《齐民要术》记载：“（苜蓿）长生，种者一劳永逸。都邑负郭，所宜种之。”
除了充当饲料，苜蓿还是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和改良土壤的理想植被。清代《增订教稼书》记载，盐碱地上“宜先种苜蓿，岁夷其苗食之，四年后犁去其根，改种五谷蔬菜，无不发矣”。清朝道光时期河南《扶沟县志》也记载：“唯种苜蓿之法最好，苜蓿能暖地，不怕碱。”事实上，这类记载在北方的地方志中比比皆是。而从今天的研究来看，苜蓿属于深根系植物，根系入土深度通常为2～6米，最深可达39米，强大的根系及其分泌物能为土壤提供大量的有机物质，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