苜蓿还常常与粮食作物轮作或混作。《群芳谱》指出：苜蓿地“若垦后次年种谷，必倍收，为数年积叶坏烂，垦地复深，故今三晋人刈草三年即垦作田，亟欲肥地种谷也”。明代《养余月令》、《群芳谱》和清代《农圃便览》、《农桑经》等都记载苜蓿与荞麦混作是历史上的普遍经验：“夏月取子和荞麦种，刈荞时，苜蓿生根，明年自生。”这说明古代农民已经利用苜蓿根系的固氮能力使谷物丰收。恰如北方流行的一则农谚所说：“一年苜蓿三年田，再种三年劲不完。”
除了用作饲草外，苜蓿还可供人做菜食用。在《四民月令》中，就有苜蓿作为蔬菜来栽培的记载，《齐民要术》也称“春初既中生啖，为羹甚香”。但在太平年月，一般很少有人拿它当饭菜，只有在粮食缺乏时，才被当作“救荒之奇菜”，以至于苜蓿甚至成了生活清贫的象征。唐朝薛令之在《自悼》中写道：“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宋朝陆游在《书怀》之四中亦称：“苜蓿堆盘莫笑贫，家园瓜刳渐轮囷。”除此之外，苜蓿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作为一种域外引进植物，苜蓿能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开来，除了其固有的自然生态因素，也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在古代，马是重要的农用动力和交通工具，战马更是战争的神经中枢，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军事作战能力，因此历代王朝都很重视苜蓿这一重要饲料的种植和推广。唐玄宗时，官员王毛仲“初监马二十四万，后乃至四十三万，牛羊皆数倍”，要保证数量如此庞大的牲畜群体的生存绝非易事，所以“莳茼麦、苜蓿千九百顷以御冬”。明朝嘉靖年间，军队在九门之外种植大量苜蓿，用于喂养皇家御马。为了保证饲草的充足供应，国家还专门设置官员掌管苜蓿的种植和管理。正因如此，“植之秦中，后渐生东土”的苜蓿，历经2000余年而繁衍不息。
石榴
深秋时节，霜林尽染，红艳艳的石榴也悄悄绽开果皮，露出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榴子。当人们细细地吸吮着清甜的榴汁，任琼浆玉露般的汁水沁入心脾，是否会想起遥远的丝路上关于石榴的传说？“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从长安到罗马的漫漫丝路上，一路传唱着这样的唐人歌声。
石榴原产于古波斯到印度西北部的喜马拉雅一带，即现在的伊朗、阿富汗等中亚地区。古波斯人称石榴为“太阳的圣树”，是多子丰饶的象征。大约公元前2000年，航海的腓尼基人将石榴种带往地中海沿岸。在西亚，古以色列的所罗门王就爱饮用石榴汁榨的香酒，据说连他的王冠也用石榴纹装饰。在希腊神话中，石榴被称为“忘忧果”，人们相信它的魔力会令人忘怀过去。
在遥远的东方，榴花与天马，则成了汉朝天威远播流沙的标志。一般认为，石榴是在汉武帝时期，与葡萄、苜蓿等同时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西晋张华的《博物志》记载：“汉张骞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安国”即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而“石国”则是塔什干，故当时石榴大多被称为“安石榴”。虽然缺乏西汉时期对石榴传播史的直接文献记载，但已有文献中对石榴在汉代已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描述则是确凿无疑。
石榴引入之初，汉武帝就下令遍植长安城。“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城郊。”据史书记载，当时石榴作为珍树奇果，被栽植在首都长安御花园的上林苑和离宫骊山温泉宫，专为帝王享用。东汉魏晋时期，石榴的种植以河南最盛，而都城洛阳是石榴种植的中心。这一时期，石榴由皇家宫苑开始进入士人阶层乃至普通民众的生活，并开始形成本土化的优良品种。
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浮屠前荼林、葡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荼林实重七斤，蒲陶实伟于枣，味并殊美，冠于中京。帝至熟时，常诣取之，或复赐宫人，宫人得之转饷亲戚，以为奇味。京师语云：白马甜榴，一实直牛。”文中“荼林”即石榴，可见在汉明帝时期（公元58～75年）洛阳已有石榴栽培，尤以白马寺品种最为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