菠菜传入中国后不久，便引起了唐代研究草药的医学家孟诜的注意，在他所著的世界现存最早的食疗专著《食疗本草》中，论述了菠菜的药性。其“菠薐”条曰：“冷，微毒。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服丹石人，食之佳。北人食肉面，即平。南人食鱼鳖水米，即冷。不可多食，冷大小肠。久食令人脚弱不能行，发腰痛。不与蛆鱼同食，发霍乱吐泻。”这是菠菜见于我国典籍的最早记载。
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约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803～805）。郭橐驼在书中说：“菠薐菜过月朔乃生，今月初二、三间种与二十七、八间种者，皆过来月初一乃生。验之，信然。盖颇棱国菜。”这意味着，到8世纪末，菠菜的栽培己推广至长安西部的农村，郭橐驼不是道听途说，而是自己有种菠菜的实践，才能知道菠菜的生长习性。
自郭氏而后，唐代典籍中就没有关于菠菜的记录了，爱写诗的唐人也没有提到过这种新奇的蔬菜。杜甫困顿时常食菜蔬，连山野间的杂草苦荬都写进诗里了，却从未提过菠菜。由此可见，菠菜在唐代栽培并不广，且因并非富贵菜，常食还有“令人脚弱不能行”的副作用，唐代的文人墨客并未注意到它，只有一些本草学家、炼丹术士和因经济匮乏而种来聊以添菜的农民对它感兴趣。
到了宋代，菠菜在典籍中的记载就多了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宋人喜著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菠菜的广泛栽培。大约在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以后，著录菠菜的地方志数量便急速增长，这意味着菠菜的广布应在南宋以后。而《中国外来植物》的“菠菜”条目也称：“至宋元方广为种植，成为冬春季节常见蔬菜。”
这也与菠菜在文学中的地位变化相吻合。宋孝宗时期的诗人员兴宗在《菜食》中写道：“员子一寒世无有，爱簇生盘如爱酒。菠薐铁甲几戟唇，老苋绯裳公染口。骈头攒玉春试笋，掐指探金暮翻韭。达官堂馔化沟坑，我诵菜君人解否。”员兴宗在诗前小序中将菠薐等蔬菜与竹君并提，赋予了蔬菜人文的内涵，在精神层面上推动了菠菜“中国化”的进程。
《全宋诗》中写到菠菜的诗共计8首。有些诗中提到了菠菜的一些吃法，比如菠菜粥和菠菜饼，还有些诗中提到菠菜在僧侣中很受欢迎，出家人似乎是菠菜的主要消费者。
菠菜是一种味道很有争议的蔬菜。经霜经雪的菠菜发甜，口感好，而其他季节的菠菜比较涩口。正因为菠菜有甜涩两种口感，所以，爱吃的人极喜，而不爱吃的人视若凡品。宋代陶谷在《清异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五代时期做过南唐户部侍郎的钟谟，特别爱吃菠菜，他把菠菜视为天上降下来的“雨花”，并把菠菜、蒌蒿和萝卜看作是无可比拟的佳肴而称之为“三无比”。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镇江有一农妇为他做了“菠菜烧豆腐”，还美其名曰：“金镶白玉版，红嘴绿鹦哥。”乾隆吃后，觉得味道很好，且清淡素雅，便封农妇为村姑，菠菜为村姑菜，并经常叫御厨做这道菜给他尝鲜。而明代王世懋在笔记《蔬疏》中则说：“菠菜，北名‘赤根’。菜之凡品，然可与豆腐并烹，故园中不废。”可见他并不推崇菠菜。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一首专写菠菜的诗篇题解中道出了菠菜的来历及其食疗功效：“波棱乃自波陵国来，盖西域蔬也。甚能解面毒，予颇嗜之，因考本草，为作此篇。”所谓“面毒”，古时候小麦多用石磨磨成面粉食用，因而石头中的一些粉末也进入到面里，当时的保存技术又不过关，放置久了便有些泛灰的毒素，人吃了就会发热毒。古人很早就知道菠菜宜与面同食，消解“面毒”，利于五脏，效果颇佳。
除此之外，《本草纲目》在“菠薐”条下云：“凡人久病，大便涩滞不通，及痔漏之人，宜常食菠薐、葵菜之类，滑以养窍，自然通利。”《滇南本草》称菠菜：“味甘微辛，性温。入脾、肺二经。祛风明目，开通关窍，伤利肠胃，解酒，通血。”《食疗本草》说菠菜：“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服丹石人食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