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比症候群》是其中的第18部，也是相对重要的一部。它被西班牙知名文学杂志《幻想》（Quimera）的读者票选为2001至2009年间10本最具代表性的小说第二名，第一名则是他的好朋友波拉尼奥的《2666》。也因此，《巴托比症候群》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使马塔斯原本局限在西语世界，在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巴西等地的文学声誉扩展到更大的疆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知名作家，并被公认为西班牙目前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直到马塔斯最新的作品——2014年的《不合逻辑的卡塞尔》（The Illogical of Kassel），依然书写着写作者与文学——故事基本以他在2012年的个人经历为蓝本，讲了一位拿了不少奖的西班牙作家获邀与多位作家们一起参与一个艺术互动项目的经历。
他告诉我，目前他正在写作的小说同样还是关于写作者的故事，书中主人公有一段在东方的经历，那使他看到了很不一样的世界，以至于很多观念都有了大的改变。而所谓在东方的经历，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在前不久来中国参加上海国际书展，又辗转杭州、北京等地的见闻。他说自己已经像摄影师一样在心里默默拍下了很多镜头，准备写进书里。
马塔斯说，他的作品之所以都以写作者为中心来书写关于20世纪文学的想象——他称为“想象的历史”，是因为他看到，在近20年的社会中，文学正在渐渐失去影响力。他说，文学中所对应的两个主体，作家和读者，前者就像是手艺人，在慢慢变少。至于后者，他对我说起自己的观察——从杭州坐高铁到北京的5个小时里，他周围的人竟没有一个在读书。“我正是在描写文学萧条的时间段，对于以后的读者，这些作品将会成为一种时代的鉴证。”
他认为，在写作中关注消极的现实，实际饱有积极的成分。“只有当一个作家能够本能地感觉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学终结的时代，才可以讲出一些有趣的东西。如果连这些都意识不到，那么他也不是一个有趣的作家了。”阐述自己的这个观点时，马塔斯甚至用了“中国有一句古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说，只有持一种危机感才能保持活力。“只有当一个作家对文学正在终结有所自觉，我才会想去读这个作家的作品，才会觉得他的作品是有意思的。”
至于他笔下的故事，到底有多少真实，多少虚构？那些被写到的真实存在的作家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他们口中说出的话，是否都有据可查？马塔斯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当他的小说在被翻译成法语时，针对他书中所引用的那些小说家们的话，做事严谨的译者曾冒着大雨到图书馆检索原文。结果译者非常生气地发现，那些相当数量的引文中，有一半确实出自那些小说家之口，但另一半，不过只是作家自己的编纂。
马塔斯向他解释说那不过是自己的写作方式。“通常我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编造引文，比如为了文本的连贯性，或是增加关联性。我编造引文之后，它们就脱离了与原作者的关系，变成了我的话，成了我小说的一部分。”而后，他授予译者决定权——既可以选择直译他那些半真半假的引文，也可以按照原始的文本翻译。对他来说，译者做出选择后所构成的译本，恰恰也是对小说创作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