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玻璃与玉划清经纬，它在中国市场上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安家瑶《玻璃器史话》中总结：“中国人自古形成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都是非常重视材料本身的真实纯正，例如人们一直在追求足赤之金、无瑕之玉，而对于一些仿造材料则不屑一顾。当宋代的人们认识到以前被看作至宝的玻璃是用一钱不值的石头之类熔制而成时，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油然而生。”尽管宋代同时有伊斯兰玻璃料块进口，而且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玻璃作坊遗迹为宋代遗存，但上层社会对玻璃的冷落决定了这些作坊不会费力烧制做工过于复杂的高级玻璃器。另一方面，距离古罗马人1000多年之后，日常玻璃器皿终于在宋辽时期大量进入当时人们的生活。即便如此，在中国古代世界里，玻璃器皿始终没有像在西方一样成为日常用具，除去瓷器这一劲敌的因素，中国铅钡玻璃器自身的不耐骤冷骤热的弱点也决定了它难以进入中国人充满了开水与热菜的生活。
程大昌在《演繁露》中对东西玻璃器做过比较中肯的对比：“中国所铸有与西域异者，铸之中国，色甚光鲜，而质则轻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其来自海舶者，制差钝朴，而色亦微暗。其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复动，是名番琉璃也。”赵汝适《诸蕃志》另有记载：“琉璃出大食诸国，烧炼之法与中国同，其法用铅、硝、石膏烧成，大食则填入南硼砂，故滋润不烈，最耐寒暑，宿水不坏，以此贵重于中国。”同出自南宋的这两份文献表明，当时中国已经清楚本国玻璃与伊斯兰玻璃在物理特性与烧制方法上的区别，但无论是文献还是出土实物中都不曾显示中国曾在此时试烧过“滋润不烈，最耐寒暑”的玻璃器，反倒是有一些关于中国向南洋诸国出口中国玻璃器的记载。这些玻璃器多为玻璃雕成的鸟兽、花卉盆景等小摆件，秉承了中国善雕玉石的传统，且造价颇为低廉。
“嘉定和议”签订68年后，从亚洲北部崛起的另一个强悍民族结束了南宋与长江以北地区在军事与贸易上的拉锯战。强大的元帝国设立了大都织染局、成都绫锦局，将中国传统丝织业中的织金锦进一步升级，成为大量使用金萡、伊斯兰风格浓郁的“纳石失”。与此同期，如《玻璃器史话》所述：“1401年，蒙古军队攻下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破坏了伊斯兰玻璃的制造中心，并将玻璃工匠掳到中亚的撒马尔罕，伊斯兰玻璃从此一蹶不振，只生产普通的生活用品玻璃，已没有高质量的玻璃制品。”元朝的确设立过制造玻璃的官办作坊，但其地位与影响力极其低微。
当马可·波罗到访中国，被绵延数里的织金营帐闪耀得眼花缭乱时，意大利最先拥有丝织业的城市卢卡（Lucca）刚利用水车完成了拈丝工序的自动化，成为13至14世纪意大利丝织业的霸主；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借助生丝转运贸易的有利条件兴盛丝织业，还要等到一个多世纪以后，而当时已是中国的明代。元、明两代官办或民间从事丝织业的人数在历史上达到了顶峰，与此形成映照的是当时中国玻璃业的状况。自元代以后，以广州、泉州、宁波为主港的海上丝绸之路日益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据巩珍所著《西洋藩国志》记载，除丝绸、瓷器等传统外销品外，郑和下西洋时最受南洋各国欢迎的中国商品之一是“硝子珠”，也即玻璃珠。中国自先秦时期就对舶来玻璃珠抱有种种梦想，似乎终于在此时完成了与“东方琉璃世界”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