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清代医家汪汲《事物原会》载录：“三宝太监出西洋，携烧玻瓈人来中国，故中国玻瓈顿贱。烧者有气眼而轻。”甘肃学者马建春所著《古代西域玻璃器物及工艺的输入与影响》中认为：“这说明在郑和出使西洋期间，有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玻璃工匠跟随宝船来到中国，他们乃在国内传授了烧制钠钙玻璃的制作工艺。于是，能适应骤冷骤热的各种玻璃制品被大量生产，并销往全国各地，玻璃器物遂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不再为皇室后宫、达官贵人所专属特有。这应是继葛洪于4世纪称交、广仿制中东水晶玻璃，《魏书》、《北史》云5世纪西域大月氏烧铸五色琉璃于洛阳后，又一次关于西域玻璃工艺的记载。”
三宝太监的“玻瓈人”固然神奇，有关明朝的玻璃，更神奇或神气的名词是“博山”。1982年，现属山东淄博市的博山发现了元末清初的玻璃作坊遗址，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发现生产玻璃的遗址。山东本为中国最早的丝绸原产地之一，《汉书·韩安国传》中“强弩之末，不能入鲁缟”便是借当时山东丝织品的精细以比喻。由淄博市博物馆撰写的《淄博元末明初琉璃作坊遗址》刊登在1985年第6期《考古》杂志上，文中根据挖掘发现与民间记史推断博山琉璃的起源应在元代以前。后世对博山玻璃的文字考证主要基于清康熙三年（1664）孙廷铨纂修的博山最早的地方志《颜山杂记》。孙廷铨出身玻璃烧制世家。《颜山杂记》中记述：“余家自洪武垛籍所领内官监青帘世业也。”孙廷铨后代编纂的《重修颜山孙氏族谱序》中更明确记载了博山玻璃的主要产品：“应内官监青帘匠，业琉璃，造珠灯、珠帘，供用内廷。”作坊遗址出土的玻璃样本经化验与西方和中国早期的玻璃都有所不同，但《颜山杂记》中记载的玻璃配方倒显示出元、明两代中国本土经过改良的玻璃配方延续到了清代早期。然而，即便是有所改良，倘若放在15至16世纪的国际玻璃舞台上，当时东方的玻璃也已经如同南宋丝绸业中的纱罗一样，自“卧看”于一隅。
1280年前后，也即蒙古军队在欧亚的疆域达到鼎盛之时，意大利发明了一种后世称为“眼镜”的基于玻璃镜片的制品，这开启了西方磨制玻璃镜片的历史。该行业最初兴盛于商业嗅觉敏感的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尽管威尼斯在1301年颁布法令试图限制这一技术的输出，但它仍在拜占庭灭亡前蔓延至更有耐心的现今荷兰与德国领域。当16世纪中国本土的玻璃业还沉醉于“珠灯、珠帘”，士大夫们调侃自广州进口的玻璃器“其制不一，奈无雅品，惟瓶小者有佳趣”时，最早的显微镜已经在荷兰出现，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所称“织女星”的天文望远镜也在孕育之中；当孙廷铨纂修《颜山杂记》之时，列文虎克的显微镜和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早已在探寻天地珠帘之外的秘密。
没有人会怀疑明、清两代中国丝绸业的成就，只是此时孜孜于丝绸贸易的早已不只是原来的老客户。无论之前蚕种西传故事中身份不明的修士究竟是谁，秉承了梵蒂冈意愿的耶稣会修士终于在17世纪初进入了传说中的东方丝国。汤若望29岁抵达中国，历经明、清两个朝代，在中国度过了近47年生涯，他编撰了《时宪历》，第一个将天文望远镜引入中国。然而他的出现并未使他去世百年后的1793年英国外交使团来到中国时更加容易。马戛尔尼近600人的团队带来的礼品据说是经过了充分调研，包括：天体运行仪、地球仪、先进的枪炮、利剑、望远镜、秒表、试探气候架、火镜、军舰模型、钢铁制品、纺织机、布料和油画等，其结果也无非“封存”二字。汤若望秉承了前辈利玛窦的梦想，而利玛窦又秉承了前辈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追求。时至中国康熙年间，源自西方玻璃工艺、代表西方见识的眼镜终于如范礼安所愿架到了中国皇帝康熙的鼻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