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虽然早在公元前1世纪庞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就已将丝袍当作东方征战的重要战利品之一穿回了罗马，中国古代是否与地中海意义上的罗马有过直接文化与贸易交往，这是一桩和玻璃的汉语名称一样芜杂的公案。20世纪80年代，有新闻称甘肃永昌镇内的骊靬村曾为古罗马兵团战俘安置地，至今仍有古罗马人的后裔和古罗马的遗迹。此桩公案因此又添加了不少热闹。虽然这段“中国－罗马交往佳话”不久就被学术界以各种论据证实为子虚乌有，但并不妨碍2015年初成龙主演的《天将雄师》上映时仍打着这样的招牌：“影片根据真实的历史故事改编，讲述了保护丝绸之路和平的故事。”当年将骊靬与罗马联系起来的“证据”之一是：“骊靬”的发音与中国史籍中对古罗马的称谓“大秦”与“犛轩（黎靬）”近似。然而，根据兰州大学历史学院汪受宽教授用40多万字的专著《骊靬梦断》论证出的结果，不仅“骊靬”与古罗马毫无关系，“大秦”与“犛轩（黎靬）”也原本不是一家：“骊靬为西汉张掖郡所属县名，犛轩（黎靬）为《史记》、《汉书》所记西域安息国以北的亚美尼亚或塞琉西亚，大秦为东汉以后的中国典籍对罗马帝国的称谓。”
中国与大秦最近距离的主动接触是在公元97年。《后汉书·西域传》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安息西界的西海就是今天的波斯湾。甘英究竟为何止步西海，至今是历史谜案。激进如康有为甚至曾指责甘英胆小怕死，他的怯懦导致了中国近代文明的不发达，中立一些的学者则认为是当时安息国内的战乱阻止了甘英西行的脚步。不过如今听起来最为合理的解释是：安息国是汉与大秦交易的中转点，东方的丝绸与西方诸如玻璃之类的奢侈品都经安息商人周转贩运，倘若汉直接开通与大秦的商路，安息就会失去对东西贸易的垄断权。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安息人一味强调渡海的艰难，没有向甘英提供更直接的经由叙利亚抵达大秦的陆上路线。
东出大秦受到阻碍，近一个世纪后，大秦的使者倒似乎来到了汉廷。《后汉书·西域传》又载：“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桓帝延熹九年”为公元166年。依据这一年份，如果真的是来自古罗马帝国的使者，“大秦王安敦”就应该是有“帝王哲学家”之称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西方贤王遣使拜谒东方皇帝”，这听起来在气场上完全不亚于公元元年“东方三贤人”那场向西的朝拜。更能诱使人浮想联翩的是：在使节拜访汉廷约4年之后，马可·奥勒留开始撰写他的名著《沉思录》。《沉思录》以古希腊语成书，假如书中能寻得几分东方儒家文化影响的确凿证据，这部著作将成为集三大古文明精髓的奇书。然而，西方的史料中对此次遣使却没留下对应的记载，只记录下马可·奥勒留在公元166年正忙于征战两河流域一带的塞琉西亚、也即中国史籍中曾与“大秦”混淆的“犛轩（黎靬）”。
另有说“大秦王安敦”应指马可·奥勒留的前任安东尼·庇乌斯（Anthonius Pius）。安东尼的名字固然在读音上更接近“安敦”，只是这位皇帝在公元161年就已去世，除非那位忠诚的使者是此前就从罗马出发、跋涉近5年到达中国。然而，“日南徼外”这一说法似乎又证明使者的出发地并非罗马：即便与现今越南境内曾被西汉设郡的“日南郡”无关，但“徼外”毕竟是汉代对西南部以四川、云南为代表的“荒夷之地”的通常说法，且“日南”即便不是专有地名，也是“在日之南”或者说在北回归线以南之意。综合以上，因此近年一些学者的猜度也许不无道理：使者并非真由罗马皇帝派遣，不过是些打着御使的名义进入东方宫廷、试图在贸易上获得来自东方皇帝的特殊优待的南疆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