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艺穗节上争夺观众的竞争何等惨烈。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家十几家大户——有的是艺穗节的常客，有的是作为剧院常年以来形成了选戏风格，因此较容易被观众认知——之外，绝大部分“散户”之间达到了真正的“自由市场”竞争状态。因此，爱丁堡艺穗节也被戏称为“资本主义戏剧节的最佳典范”。有钱才能去爱丁堡，这成了戏剧圈内的共识——不是说必须家财万贯，但口袋里绝对不能只有几个铜板。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攒上好几年钱然后去一次爱丁堡的剧团比比皆是，如今鼎鼎大名的1927剧团当年也不例外。2012年在中国大陆巡演时，主创曾经接受过本刊的采访，在聊到当初去爱丁堡的过程时说：“我们动用了我们过去几年在伦敦卡巴莱表演里攒下来的所有的钱，这种表演赚钱并不多，一个晚上50镑或者100镑，就已经很可观，这些钱我们都没花，存进了一个小的银行账户，平时另外打工来维持开销，存了一年，大概有几千镑，于是去爱丁堡这件昂贵的事情变成了可能。”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剧团都能够像1927剧团这么幸运，能够在爱丁堡艺穗节的平台上一炮打响，进而红遍全球。对于许多戏而言，观众席里的人数甚至不一定比舞台上的演员数目更多，而大部分剧团的诉求仅仅是在艺穗节上亮相同时不至于破产，“如果还能引起一些关注就更好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爱丁堡艺穗节协会每年发布各种指南，并且隔几年就修订一次，除了提供艺术指导之外，这些指南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从经济方面指导剧团如何筹款、如何宣传、如何卖票、如何削减开支。2012年，一位名叫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的英国记者兼编剧写了一本《爱丁堡艺穗节幸存指南》（The Edinburgh Fringe Survival Guide），立即被大家奉为宝典，或许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一想到爱丁堡艺穗节，就让人满心恐惧，就像上了一辆挤满人的公交车，你觉得自己很孤单，然后发现车上每个人其实都和你感觉一样。因此即便只有站位，也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大家相信，尽管爱丁堡艺穗节是个赌场，但总有人赢得彩头。
有不少人对艺穗节的“资本主义化”和商业化倾向持批判态度，理由是艺术家们辛辛苦苦地创作，赚来的钱还不足以果腹，然而受惠于艺穗节的当地服务业却赚得盆满钵满，实属不公。从消费角度来看，这的确是实情，艺穗节期间，整个爱丁堡的酒店、餐馆、酒吧的价格都大幅上涨，一杯平时卖2.5英镑的啤酒，艺穗节期间要卖到4英镑。像宜必思这种普通连锁酒店，平日里30多英镑一晚的房间，艺穗节期间甚至有可能飙升到200多英镑，因此各种指南都会不约而同地建议艺术家们通过蹭、挤、露营甚至住到隔壁格拉斯哥（火车到爱丁堡只需一个半小时）的方式，来解决住宿问题。相比之下，价格下跌的唯有戏票，各种打折优惠之后，艺穗节戏票的平均价格不过10英镑，在伦敦看一场戏的钱，在艺穗节上可以看5场，而一场演出的观众人数很少超过150人。这样的剪刀差，导致即便一个剧团的报表在艺穗节结束之后显示有赚头，最后平均下来很可能每个人的收入也不超过100英镑。据统计，每年艺穗节给爱丁堡创造的收入超过2亿英镑，其中90%留在了爱丁堡本地人的手中，这些人包括爱丁堡的房产主，咖啡店、餐馆和酒吧老板，商店店主以及爱丁堡大学——因为大量的剧院都是爱丁堡大学的产业。
还有人认为，艺穗节的体量过于庞大，逼迫个体剧团不得不收缩自己的创作，他们对“一小时时长”这个艺穗节惯例发起攻击：一个小时就足够把要讲的事讲完吗？所有的戏都限定在一小时，会不会难免削足适履？换句话说，是不是应该对艺穗节的准入门槛加以更多的限制，以便进入艺穗节的戏能够得到更多的发挥空间？今年的爱丁堡艺穗节上，就有一场专门的讨论会，讨论艺穗节的戏是不是太“小”了。认为艺穗节的“小”有害于戏剧发展的人最终成为态度保守的少数，他们的反对者理由很充分：更大并不一定更好，更小也不一定更差，“小”只是一种条件，而不是束缚，想象力和创造力终将以自己的方式显现，那个时候，甚至不需要一小时，只需要15分钟、20分钟。
另一个实例是，爱丁堡艺穗节并不是容不下一小时以上的“大”戏，Traverse剧院的戏基本上都在一个半小时左右。2013年，易立明导演在爱丁堡看戏时选中了一部《尤利西斯》，且在今年4月引进到中国巡演，这部戏的演出时长便达到两个半小时，演出场地甚至都不是专业剧院，而是当地的一个护士学校礼堂。记得导演在采访中谈及演出时长问题时只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如今想来，这种逆流而上的行为实属特立独行、令人钦佩。导演的底气恐怕也在于这的确是一部好戏，且幸运的是，它是一部没有被埋没的好戏，对于真正的好戏来说，既成的惯例和规则都是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