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商人的主要“经营范围”是从中原购买丝绸，自西域运进玻璃珠、玉饰、玛瑙、珍珠等价值高而体积小的商品。粟特商人以善于鉴别宝物著称，但也不放弃因地制宜地做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短线”买卖，例如在新疆贩卖牲畜。粟特商人曾有过贩卖奴隶的不大光彩的历史，而且几乎每个粟特商人都放高利贷，不仅贷钱，还贷放绢帛。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境内政权林立，粟特商人一方面业余做些各政权间的翻译工作，另一方面将商业网络突破到丝绸之路东西两极：他们将中原进贡给突厥的丝绸低价收购，躲开波斯的监控、成功进入拜占庭，在拜占庭与北突厥之间直接建立起丝绸贸易线路，打破了以往波斯对这一高利润贸易的垄断。
然而，公元7世纪阿拉伯，也即中国史籍中“大食”的兴起终结了粟特商人的黄金年代。为避战乱，大批粟特人迁入中原。最初他们还利用隋、唐推行胡汉有别、严禁汉人从事国际贸易的政策，为独霸中原的丝路贸易而不肯入汉籍。待公元8世纪以康国为宗主的各粟特城邦被阿拉伯所灭，粟特人逐渐入籍中原，开始在中国史籍中以“昭武九姓”、“九姓胡”或“胡”留名。中国盛唐前后种种与“胡风”相关的器物、习俗大多与粟特人相关。
“粟特”是《魏书》中的译名，汉魏之间史料中也有译作“粟弋”的。名为“粟特”时是粟特商人最意气风发之时，却没有留下任何著名商人的名姓，20世纪历史学家如惠特菲尔德在试图书写他们的故事时，也不得不用一个虚拟的名称代替。如同其密集的商业网络一样，粟特商人在世界历史中留下了一个小人物组成的大版图，但在中国历史中，却有一个粟特人因为拆散一幅历史版图而准确无误地留下了他的名姓。白居易在《胡旋女》中慨叹：“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环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胡旋”就是来自粟特的舞蹈，擅长此舞的安禄山正是粟特人，同时也正是安禄山挑起了长达8年、造成唐王朝元气大伤的“安史之乱”。
安禄山的名字在粟特语中意为“光明”。粟特人多信祆教也即中原所称的“拜火教”。由于其教义相信“黑暗”与“光明”会不停战斗，因此“光明”同时具备了“战神”的意味。安禄山的母亲是一个突厥女巫，生父姓康，也即“昭武九姓”中的宗主大姓。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安延偃后，安禄山改姓“安”。安禄山没有辜负他的粟特血液，由于“能说六种番语”，很快得到了边境互市的中介与翻译工作。粟特人祖祖辈辈以血汗换来的大国外交意识则使安禄山在与上司的应对上进退自如，很快便因“商业才能”得到赏识，成为节度使的义子。如果没有唐玄宗重用胡将的策略，安禄山或许会满足于做一名“节度商人”。然而，因为有战功，而且善于在不损失双方商业利益的基础上调停纷争，安禄山成了黄河北部最有权力的节度使。
此后有关“安史之乱”的种种早已见诸各类汉语史籍，天生善言的粟特人却选择了沉默。战守双方都有粟特人，战事平定后很多粟特人选择了改姓，因为中唐以后出现了强烈的排胡情绪，甚至在战乱并未波及的扬州也出现了杀胡事件。中原史籍中的“昭武九姓”包括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这些姓氏有的流传至今，有的为避祸而改姓泯然于众多汉姓。曾经叱咤丝绸之路的粟特人最终卸下了他们的行囊。最后的粟特人据信是塔吉克斯坦的雅格诺河谷中一个被称作“雅格诺比人”（Yaghnobi）的族群。当20世纪末语言学家们找到这一族群时，他们正过着半定居的放牧生活。他们仍保有自己的语言，但因不常与外界交流，曾经以“语言天才”闻名丝路的粟特后裔们已经丧失文字。
汪大渊：东方的马可·波罗
祖籍江西南昌的汪大渊初次从福建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时不满20岁，正值元代至顺元年（1330）。汪大渊被西方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或许因为他与马可·波罗随叔父前往东方时岁数相仿，而且见识颇广。但汪大渊与马可·波罗的不同不只在于出发的时间间隔了超过半个世纪，而且在于汪大渊走的是海上丝绸之路，马可·波罗走的是陆上。两者取向的不同显示出东西方同样精明的商人对于当时有利可图的商路的类似判断。《马可·波罗游记》为早已熟谙海上抵达东方路线的西方奠定了突破陆上商路的信心，汪大渊留下的《岛夷志》则为75年后东方的郑和下西洋绘制了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