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五牛图》与重新装裱花费了孙承枝和沈洪彩师徒8个多月的时间。明朝人周嘉胄在《装潢志》中说：“古画重裱，如病延医。前代书画历传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手而毙。”这形象地道出了书画重裱关系到书画的命运。一般说来，修裱之后如果陈列、运转和保管得当，可以再保存300年至500年。《五牛图》也因为上世纪70年代这次技艺精湛的修复，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五头重新焕发生机的耕牛也不由让人好奇，究竟画家当初想传达怎样的信息？
从唐至清的流传
韩滉在作画之时，定没有料到《五牛图》会有后世坎坷曲折的命运。韩滉出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父亲韩休曾为当朝宰相。受家庭影响，韩滉也一路仕途，贵为宰辅封晋国公，显赫超越父亲。韩滉工书法，善绘画。他的绘画并没有局限于贵族生活的题材，反而以田园风俗作为描摹对象。北宋《宣和画谱》中记载有韩滉36幅作品，其中19幅都是描绘田园风俗的作品。画谱评价他：“画人物、牛马尤工。昔人以谓牛马目前近习，状最难似，滉落笔绝人。”韩滉的传世之作只有一幅《五牛图》，但其实他画田家人物的作品要更多。
元代赵孟頫对《五牛图》的题记中谈到了对“画牛”的理解。他写：“右唐韩晋公《五牛图》，神气磊落，稀世名笔也。昔梁武帝欲用陶弘景，弘景画二牛，一牛以金络首，一自放于水草之际。梁武叹其高致，不复强之，此图殆写其意云。”他讲的是陶弘景以牛喻人，宁愿放逐于田垅水草之间，而不愿拘系于庙堂富贵之门。美术史学者蔡星仪认为，赵跋的“殆写其意云”翻译成现代汉语应当是“据说大概是这样的含义”，也就是说他在沿用一种当时通用的说法，而并非只是一家之言。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便写到这样一个故事：宋真宗派专使裴愈召隐居于华山的高士仲放来朝，仲放称疾不应召。真宗问使者，仲放在家做什么？使者报告说，当他去到仲放的居所时，他正在草厅中看画水牛二轴。真宗即对待臣称赞仲放为高尚之士，打消了召他入朝佐政的念头，并将随身所带的四十余卷名画全部赐给仲放。这些都说明陶景弘以画牛来拒绝皇帝征召的故事，都为士人所知晓，是可以援引的不成文的君臣之间对话先例。
韩滉一生驰骋官场，好像和退守田园的隐士并无关联。实际韩滉和他的家族几乎一直处于凶险的政治环境中——他的叔父在武则天与李姓诸王的权力斗争中，因得罪武后而被赐死；父亲韩休敢于犯颜直谏，玄宗表面容忍，心里一直颇为愤恨；即使韩滉晚年入相时，也深陷于与右丞的党争之中。蔡星仪推测，《五牛图》很可能为韩滉在贞观元年所作。这一年韩滉在平定东南的战事中立了大功。他拥重兵驻镇长江下游，“筑石头城，自京口至玉山”，“楼堆相望”，“造楼舰三千艘，以舟师由海门大阅，至申浦乃还”。又“以亲吏卢复为宣州刺史，坛营垒，教习长兵，毁钟铸军器”，并与在扬州的另一军阀相结纳，完全控制了南北粮帛运输的大动脉。德宗虽封他为郑国公，但对他雄踞一方的军事实力心有疑惧。次年即将他改封晋国公并调之入朝为相，真实目的是削其兵权，免其割据。如果此时韩滉作《五牛图》，便是用陶弘景的故事来昭示天下，以释德宗之疑。
韩滉不是陶弘景，这幅《五牛图》可能仅仅只是一种政治姿态的表现。尽管如此，《五牛图》中所表达的淡泊功名的精神，以及与顾恺之一脉相承的精妙笔墨，一直为文人墨客所称道。《五牛图》的画心有“睿思东阁”和“绍兴”两方印，可知宋高宗仓皇南渡时也没有忘记带走这幅画，它是南宋皇室的宫廷收藏；入元之后，它最初仍在赵宋皇室后裔的手中。赵孟頫就在第一次的题跋中记述了他初见此画时非常喜爱，藏家赵伯昂慷慨赠画的过程。赵孟頫曾三提《五牛图》。第三次是在太子书房意外见到这件作品，才知道它被人窃得送给太子，而太子不识国宝，又将它转赠他人。从此《五牛图》便不再属于赵宋宗室。元代《五牛图》又经过唐古台和邹君玉的收藏，明代后期为项元汴所有。乾隆初年，《五牛图》藏于浙江桐乡汪学山的“求是斋”。“扬州八怪”之首的金农两次观看此图，评价“愈看愈妙，真神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