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听信蔡京等权奸所谓“丰亨豫大”思想的宣扬，宋徽宗靡费国库，极尽享乐，更在崇宁三年（1104）废除旧制，停止官运漕粮，改运“花石纲”。结果没过多久，官仓空虚，政府失去了对粮价的控制，带动汴京周围物价上涨。
此外，余辉从画卷中没有看到任何消防和城防官兵，汴京成为一座完全不设防的城市。史载，由于汴京绝大多数建筑都为砖木结构，火禁非常严格，除了夜市，居民区任何人不得在半夜时分点燃火烛，夜间用火，必须申报获批才行。此外，每坊均设有一座望火楼，而画卷里唯一的一座望火楼已摆上休闲桌凳，显然无人守望。
显然，消防废弛也是画卷中要表达的社会危机之一，宋徽宗很不重视消防，宣和初年，宫中便发生过一次大火，一举烧毁5000间房屋，几乎占了整个宫室数量的三分之二，以至于很多宫女在雨天都没有地方居住。
此外，递铺（朝廷公函送往外地的第一站）门口慵懒的官兵，税务所门口因重税发生的争执，卷末前宫中御医赵太丞家专治酒伤所反映出的酒患成灾，都在折射出徽宗时期的北宋王朝所潜伏的深刻危机。
画卷中，蒙在车上的一块写满大字的盖布，在城门外和城郊出现过两次，一度令人费解，因而被称为“奇特的盖布”。考察当时朝野发生的大事，崇宁元年（1102），徽宗诏令亲书党人碑，废黜苏轼旧党与元祐学术，崇宁二年（1103），蔡京下令焚毁元祐党人墨迹文集。余辉据此大胆猜测，画中那些作为盖布的书法可能是从衙署或宅第拆除下来的旧党墨痕，被拉往郊外处理。严酷的党争与渎文悲剧，也隐然藏于图中。
从元祐党人书法盖布，结合画卷中妇女的头饰、制钱的大小、羊肉的价格，私漕开通的时间，以及张著题跋中所提及的《向氏图画评论集》可能的出版时间，余辉比较精准地定位出《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时间为崇宁年间（1102～1106）。
“惊马闯入郊市”是一个焦虑的开场，余辉将船桥几欲相撞的全卷高潮，视为社会矛盾达到高潮的象征。尽管注意到虹桥下的不和谐之声，曹星原却将其视为盛世中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的命题，进而得出的结论是携手齐心，同舟共济。然而，在乾隆甫一登基即命令五位宫廷画家绘制的《清明上河图》清院本中，舟桥通畅，清明盛世显然容不下任何不和谐的杂音。
汴京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共有13座桥，唯有虹桥、上土桥、下土桥三座桥梁是木结构的拱桥。画卷中描绘的虹桥究竟是哪一座？学者历来对此莫衷一是，余辉采用俯视视角，将画卷还原为城市地图，结果发现与当时的汴京地图完全对不上。画中桥头并无桥的名字，城楼也刻意略掉名字只可隐隐见到一个“门”字，另一方面，画卷中出现的店铺与酒楼名字，均无法在《东京梦华录》中查到。显然，这是张择端有意为之的选择，图中所绘景致风物，是经过提炼概括的实情而非实景。
整个北宋，谏议制度相对开放，除了臣工的进谏，一些小吏的婉谏也可上达天听。神宗年间，郑侠派人所画的一幅《流民图》，直接导致了权相王安石的下台和新法的中止。有前例可循，可以推想，张择端也想通过这样的盛世危图，向宋徽宗委婉谏言，他相信深谙艺术的徽宗怎能不解画中深意？然而当时已距北宋覆灭不到20年，溺于玩乐、嗜好工笔精巧画风的徽宗，没空琢磨也不会喜欢《清明上河图》。没过多久，他便把这幅画赏给了向氏后人。
《清明上河图》的细节读之不尽，画卷中还隐藏着诸多细节等待解码。“艺术史研究已经进入细读、精读与深读的时代，单纯的泛读与粗读已经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余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