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字画当时已经传出要以800两黄金的价格卖到日本去。张伯驹为了不让国宝流失，通过中间朋友，找到股东之一的马霁川，由马霁川代表所有卖家来定价，最后把价格从800两降到了200两。在张伯驹回去凑钱期间，张大千也找来了，他的委托人是国民党内政部长张群，愿意出港条200两黄金直接买走。香港的金条纯度高，而且是现钱，但古董商担心国民党很快要撤离大陆，国宝会流失海外，拒绝了张大千的请求。
另一端，刚用110两黄金买下范仲淹《道服赞》的张伯驹早已是捉襟见肘，十几年里，这位翩翩贵公子为了买古书字画，散尽了万贯家财，最后他被迫卖掉了弓弦胡同里李莲英曾经居住过的一处豪宅，才凑出了金子。
李卓卿代表卖方同张伯驹完成交易。李卓卿曾在上世纪90年代回忆说，他带去金店的一位经理，拿试金石测金子的纯度，只有六成多，200两折合纯金是130两。在相差70两的情况下，双方达成交易。张伯驹的确已不富裕，后来变卖了夫人潘素的首饰，又凑了40两出来，最终仍欠着30两。
世事变迁。1952年，张伯驹将《游春图》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结果第二年就被打成“右派”，1967年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往农村插队。后来李卓卿回忆这段往事，感慨道：“张伯驹保护了祖国珍贵文化遗产，捐献给国家。我们六家古董商少得三十两黄金，何足挂齿！”几十年后，这段往事就此了结。
但《游春图》的故事并没完。进入故宫时，这幅字画残破不堪。原故宫文保科技部书画装裱科科长徐建华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70年代，故宫决定集中修复馆藏的众多珍贵文物。“解放初期，故宫里的修复师傅都是原来民间装裱铺子里的高手，这批师傅慢慢变老了，为了抢救文物，故宫决定尽快让他们把文物修复出来。”
《游春图》的修复计划开始于1977年，由杨文彬师傅负责，徐建华是他的助手。当时徐建华入宫三年，是杨文彬师傅的徒弟。
杨文彬被当时故宫的院长吴忠超称赞为“裱画界的梅兰芳”，故宫里80%的字画修复都曾经过他之手。徐建华说，杨文彬不停地抽烟，连着好几天都吃不下饭，“不是因为难度有多大，而是这幅画太珍贵了，就像医生手术前一样，要在开刀前把所有问题都考虑到，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修复的第一步是对画面进行淋洗，去除污迹和霉迹。《游春图》是重彩的绢本青绿山水，时间久了颜色脱胶，容易严重掉色，淋洗前必须用一定浓度的胶水在画心正面轻刷，加固颜色。刷胶一遍往往是不够的，晾干后用小绒布擦，掉色的话要再刷一遍。《游春图》绢薄，胶的浓度要非常低，一共刷了三遍，是字画里最不容易固色的一类。
装裱界有句话：“纸千年，绢八百。”这幅作品距今已经1000多年，绢的拉力早就没有了。失去了拉力，清洗完再揭裱时就容易造成画意错位，因此要将刷上薄浆水的水油纸贴在画心上，以使画心得到固定。
徐建华说，这幅作品在此之前一共修复过三次：北宋宣和年间、清乾隆年间分别大修过一次，民国时被马霁川买下后由他的徒弟小修过一次。历次修补采用的均是“绢补”的方法，打开画心，后面早已贴满了旧的补绢条。原画意和印章、文字已经嵌在了补条上，因此原补条不能更换，只能进行加固和添补，补完之后，一共用了700多条纸条。接着再去掉旧的托纸，使用乾隆年间的高丽纸染成比画心稍浅的颜色用作新托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