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邦达也相当推崇神龙本，认为此本“毫无疑义”“超过一切传摹传拓本”。他所持的理由，同样是认为从行款、运笔等处来看，神龙本最为“近真”。他甚至根据神龙本推测，当日王羲之书写时，用的是“一根正在退毛的”“鼠须笔”——“你看‘足’字（第十行第七字）一捺的尾梢，在好像一顿之后又来一段尾巴似的东西；还有‘修’字（第十九行第八字）的立人一直，起头是尖的，稍下却又截断似的粗起来了，这多是这样的退笔起的一定作用。……这也是只有在此本里才能看到。”
一般的摹写，如现藏于日本的王羲之《丧乱帖》八行，是用“双钩填墨”的方式，即先勾出笔画的外廓，再填墨于其中。相比于临写，这种方式可以更忠实地传递原本的面貌，但缺点则在于墨色板滞，看不出运笔行笔的变化，显得不够生动。神龙本《兰亭序》，采用的是“双钩加写”的摹写方式，即先用淡墨勾勒出痕迹，然后再运笔写出笔画。这样摹写，对于摹写人自身书法水平的要求很高，也很费工夫，但摹本也会显得更加“灵动自然”。当然，真迹中有一些地方，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完全复制的。书画史专家杨臣彬举例说，如“群贤毕至”的“群”字和“静躁不同”的“同”字，都出现了笔画开叉的现象。“按照道理原本是笔开叉了，但摹本很清楚是两笔，因为临摹开叉的地方，不可能一笔非常准。”
宋高宗赵构
尽管神龙本在今人看来是唐代摹本中最佳者，但唐代以来的千多年间，它其实既不是地位最为尊崇的版本，也不是影响最为深远的版本。根据启功的总结，《兰亭序》的诸多副本，可分为摹本与碑刻两个系统，前者以神龙本为最佳，而后者的代表，则是所谓“定武本”。历来关于定武本的源流，同样有众多歧说，大致认为本是唐代所刻，后来被入侵中原的契丹军队掠去，流落于定州（定武军）。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被重新发现，由于“摹刻较当时所见的其他刻本为精，就被当时的文人所宝惜”，屡经捶拓，成为碑刻本中最重要，影响也最深远的一个系统。
北宋士大夫中首先推重定武本的，是黄庭坚。他认为“墨本”常有“失其微细笔划”的毛病，反而是碑刻能体现“清峻和畅”的笔意。“定武兰亭”真正风行于世，则是在南宋高宗提倡此本之后。
宋高宗绍兴初年，金兵还频繁南下袭扰，南宋小朝廷经常颠沛流离。据史载，从建炎初年到绍兴二年，高宗一直在江淮、江浙一带的泗州、楚州、镇江、吴江、杭州、常州、江宁、平江、越州、明州等地疲于奔命，还曾泛海逃至台州、温州，日子是很不安定的。然而，就是在这么窘迫的境遇里，高宗在绍兴元年八月还特命人翻刻定武本，并亲自写了跋语——
揽定武古本《兰亭叙》，因思其人与谢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谓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且羲之挺拔俗迈往之资，而登临放怀之际，不忘忧国之心，令人远想慨然。又叹斯文见于世者，摹刻重复，失尽古人笔意之妙。因出其本，令精意钩摹，别付碑板，以广后学。庶几仿佛不坠于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