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起认为，高宗当时提倡《兰亭序》，有以永嘉南渡比拟建炎南渡，以东晋仿佛南宋的用意。“他希望像当年的晋元帝一样，有王氏家族和别的江南大族来扶助他。”高宗对定武本的推重，也有着相当私人的原因——“从《宋史高宗本纪》可知，他出生三个月后就被授为定武军节度使，《定武兰亭》被发现和得名就在定武军，而‘定武’含有结束战争的含义，这正是赵构此时此刻最企盼的。”
南宋时期，以定武本为首的各种《兰亭序》刻本与拓本大为流行，按照赵孟頫的记载：“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宋高宗的提倡，自然是导致这种风气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兰亭序》真迹久隐，连精美的唐代摹本也渐渐难得，即使有少数重现世间，也大都收藏于“天府御苑”，不是常人所能得窥。这大概是碑刻系统的《兰亭序》日见流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南宋著名的文人姜夔便曾总结过：“《兰亭》真迹隐，临本行于世。临本少，石本行于世。石本杂，定武本行于世。”
古董商与鉴赏家们
“水火兵虫”为古籍的“四大厄”。法书名帖因其贵重，往往聚于宫廷，因此王朝兴亡之际的战乱，或者说四大厄中的“兵”，便成为其散失亡佚的最主要因素。据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记载，南朝梁时宫廷收藏的二王书迹，尚多达“一万五千纸”。经百年兴亡离乱，唐太宗着意搜集到的王羲之书迹，数量已大大减少，“真书唯得五十纸，行书二百四十纸，草书二千纸”。到了北宋初年，宋太宗敕刻的《淳化阁帖》里收录的王书，真伪混杂，总数不过160余帖；及至建炎南渡之后，宋高宗则已在《翰墨志》中慨叹“无复钟、王真迹”。王书真本，竟自此绝迹人间。
在真迹，或者说法书的“底本”流散消失的同时，摹刻复制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赚兰亭”的故事里便已提到，唐太宗得到《兰亭序》真本后，随即命拓书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此处的“拓”，指的还是摹写，虽然精美，却难以大规模制作，而且摹本自身也和真本一样脆弱易失。刻石为碑，雕木为版，则便于在更大范围流传。在宋元明清时期，拓刻本逐渐取代晋人真迹与唐人摹本，成为后人认知“江左风华”的主要途径，而同一法帖的多个“版本”之间的关系，在一重重的摹刻与重刻中，也逐渐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仅在宋代，诗人陆游的外甥桑世昌家中据说便已藏有“兰亭数百本”，在他的《兰亭考》中著录的“兰亭”版本，则多达152种。
书法史研究者陈忠康认为，就《兰亭序》而言，其复制与流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唐代，开始从一个所谓的真本上拓摹流传，同时出现少量的刻石。第二个时期是两宋之际，唐人留下的传本在宋仁宗庆历、皇佑年间又开始大量复出，流传之风渐烈，同时出现一定数量的传刻；至南宋，则翻刻无数，成为《兰亭》图像的大传播时代。第三个时期为明中晚期至清代末期，这个时期一是出现数量可观的宋人翻本刻石与历史失载的传本，二是在宋人翻刻的基础上进行又一轮的翻刻。”这一轮轮翻刻背后，既有鉴赏家扩散善本的努力，也有古董商追名逐利的欲望，在许多时候，这两重身份且是相互缠绕，难以分清。
古人自然明白，“凡摹真迹入木石者有五重障：双钩一，朱填二，印朱入木石三，刻四，拓五，若重摹便有十重障矣”，更何况“谈字书全以风神超迈为主”，在一次又一次的翻刻中，“失真”无法避免，而逐渐模糊、淡漠以至消失的“真”也就成为一个越来越令人纠结的问题。不仅《兰亭序》真本失亡已久，而且绝大多数的唐人摹本，甚至定武本的原石和早期刻本，都已在与“时间”的斗争中败阵，仿佛王羲之在《兰亭序》文中所写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不只是写人的生死，而是写了包括书法在内的万物永恒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