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乡市碧洲公园内的一块语录碑上，前两年被人发现将曾国藩的格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误刻成“莫问耕耘，但问收获”，将意思完全弄反了——但它倒是在无意中道出了眼下这个时代的真相：这是一个结果导向的社会。众所周知的实用主义名言“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便隐含着这样的意味：结果比过程重要，目的比手段重要，以此类推，收获自然也比耕耘重要。这的确驱使中国人去实现早已确立的发展目标（包括自我发展），但恐怕也大大助长了急于求成、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风气，人们往往不耐烦去做一些“莫问收获”的事。
这与匠人精神正好背道而驰。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中，理查德·桑内特已经表达出对那种灵活变化、频繁调整的现代文化精神的不满，认为它不仅惩罚钻研，而且实际上会对一个“更好的社会”造成损害。他因此将“匠人精神”作为一种文化批评，认为匠人身上那种长期不计报酬的投入与专注，正是创造更好的未来所需要的。那种“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精神，不仅对科技、工业而言重要，对文化的各领域以及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而言都是密切相关的。
在这本《匠人》中，桑内特作了更进一步的深入讨论。不过他没有急于去表彰“匠人精神”，而注意到了“匠人”本身所具有的两面性——这种“不问结果”的专注既使人专注于技术的细节而能把事做得更好，却也往往对自己所制造的事物可能带来的巨大破坏性考虑不足。主持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罗伯特·奥本海默曾说：“每当看到某种在技术上很诱人的东西，你会迎头赶上，把它做出来；只有等到成功以后，你才能够去争辩这种东西可以干什么用。原子弹的情况也是如此。”看看近几十年来的科幻电影，几乎满是这样的科学家形象：一个古怪的人物，在实验室里废寝忘食地钻研着，结果一不小心就捣鼓出某个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威力巨大的怪物来。那种表面上没有害处的忙碌与专注，结果则是“他们坐在桌子旁边就能毁灭整个人类”，这也意味着新创造出来的怪物无法融入周遭世界，而是破坏现有的世界。
也就是说，“匠人”精神本身就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专注”和“不问结果”在某种情况下当然是好的，它能促使人精益求精，做到极致和完美，在研究中的确正是需要这样——不计回报地投入，为一种献身精神所驱使而不断追求完善。借用冯·布劳恩的话说：“基础研究就是：在我做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结果可能是失败，但你只有不断尝试，才可能“碰巧”获得突破。但值得注意的是，冯·布劳恩本人虽然是极为优秀的科学家，对现代导弹的前身V1和V2火箭的发明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他就像是个完美的匠人，虽然将一件武器锻造到极致，却不去管它可能被君王拿去作恶。正是因此，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认为，制造事物的人往往并不理解他们正在做什么。她更著名的观点“平庸之恶”其实也是同样基于对工具理性畸形发达的批判：如果一件工作（例如大屠杀）本身是罪恶，那么只管将工作完成得更有效率、更完善却不去思考它的目的，就只能有利于作恶。
这牵涉到现代政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技术与发明不应凌驾于人类之上，它太重要而不能仅仅交给技术人员去处理，而政治学必须为此提供指导，最终的目的，则是如桑内特所说：“我们可以过上一种更具人性的物质生活，前提是我们更好地理解物品的制造过程。”虽然他并未提到“异化”一词，但这无疑正是为了超越或克服异化，也就是通过对制造物品过程和目的的了解，反思这些对我们认识自己的影响，从而避免一个可怕的后果：人发明了工具，却被工具所改变。新技术所解决的往往是技术问题，但它带来的则常常是政治问题。概言之，人们应既专注于实践，也顾及劳动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