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鲁读书丝毫不轻松。“有种四面八方而来的无形的压力。这里什么都得好，成绩得好，社团活动得好，业余爱好得好，公益服务得好。每个人的日程表都是满满的。” 王安迪告诉我。在学业之外，他参加和组建过好几个社团，包括加入一个服务于纽黑文地区的小额信贷基金的社团，给《耶鲁每日新闻》写评论和报道，还跟着耶鲁音乐系的一个学生学吉他。“有时候朋友与我讨论，与女朋友在一起的时间也是日程表上预定好的，什么时间见面、什么时间分开，都得按规划的来。这就是耶鲁人的生活方式。大家都有一种惺惺相惜的、自然而然的情感，但哪怕是爱情关系，也得是有所设计的。”我说，斯坦福大学的人曾告诉我，他们觉得东部大学的人都爱表现出自己很忙，但在西海岸，人们都在加州的阳光下生活得从容而悠闲，每个人都像浮在水面上的鸭子，只不过两条腿在水面下不断地扑打而已。王安迪沉默了一下，说：“很有意思。这也许是因为东部大学的密度更高吧，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见面都会问在做什么，怕别人觉得自己不忙。”这种“忙”，我还未到纽黑文，就已经感觉到了。发出采访邮件，收到的回复中，无人不在约定时间后，加一句自己的时间很紧张。有时，20分钟、半个小时的采访预约，让我感到就像是硬闯入了别人不情愿的时间表。到了耶鲁，无论是与什么人聊天，想要多说几句，时间一到，便一声再见，各奔下一个日程安排。我曾抱怨把这么多的采访和参观压缩到这么短的时间里，很难有什么好的效果；校方给我的答复是，我们会让你的时间产生最大限度的效率。校方安排了一位陪同我们采访的耶鲁毕业生，在那几天中，每当我们采访，她还得趁着间隙匆匆离开，到另外的地点去执行别的接待任务，然后又匆匆赶回来接上我们的日程。
在耶鲁待上一段时间，每个人都体现出某种相似性：完美无缺的牙齿，标准的笑容，恰如其分的正式的礼貌，某种程式化的幸福饱满的语调……一位耶鲁毕业生用她充满演讲技巧和不乏激情的排比句告诉我，她在耶鲁获得了一生最有价值的友谊，大学时代最好的六个女孩都有了各自的天地，有的在华尔街干得风生水起，有的成了上市公司的高管，有的成了受人尊敬的医生，有的在国外的国际组织工作。“我们总是彼此报告自己的近况，在节日时相互问候。”有时我却难以想象，他们怀揣的没有延绵余地、被一个个时间段细致分割的日程表，是否可以滋生出真实而深厚的情感来。有位耶鲁大学的老师如此告诉我：“耶鲁的学生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亲密感和友谊。这里擅长生产成功，而不是意义。”
10月的第一天，阴雨的午后，我们再次来到伊兹拉学院，参加一场“院长下午茶”（Master’s Tea）。在住宿学院里举办下午茶，是耶鲁的传统活动。院长邀请各个领域的名流、大腕级人物，来与学院的学生面对面交流。一位从加纳来的“大三”国际学生谈起他所参加过的“下午茶”，充满溢于言表的兴奋，因为在“下午茶”上，他见到了“摩根·弗里曼、丹泽·华盛顿、克林顿夫妇和梅丽尔·斯特里普”。我们参加的这场，嘉宾是尼日利亚记者和作家赫隆·哈比拉（Helon Habila），他刚刚获得了耶鲁大学文学节颁发的韦登·坎贝尔（Windham Campbell）虚构作品奖。沿着那条穿越庭院的小径来到茶室，门边的大桌上已经沏好了一壶热茶，新鲜出炉的烤蛋糕摆在盘子里，还有苏打水、咖啡和各种点心。茶室很宽敞，很多张布艺沙发沿着墙壁延展，中间点缀着实木茶几和雕饰精美的台灯，散发着温暖的蛋黄色光晕。人们慢慢从各处聚集起来：学院的学生、耶鲁的学者、纽黑文爱好文学的市民……哈比拉以他略带磁性的低沉声音开始朗读起他的小说《等待天使》的其中一段，是一位在尼日利亚政治运动中被捕的记者狱中的日记。朗读结束后，他邀请人们提问。
“你的小说结构充满了戏剧性。你会写剧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