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斯写道：“虽然屋顶挑高很高，也是镶木墙壁，有一种哥特式的基调和条顿风格的影响，但每个房间之间的装饰风格又是不连续的。”一位20世纪80年代从耶鲁毕业的骷髅会成员曾说，这里就像是一个住宿学院里的寝室，“桌上有成百上千只笔，一半都没有笔帽，到处是上了年头的学期论文。沙发下面扔着袜子，还有些上了年头的漏了气的橄榄球”。时间与死亡是“墓穴”里内饰的主题。墙上有一处刻着拉丁文“Tempus fugit”，意为“时光飞逝”；墙上挂满了人、麋鹿和野牛的骷髅；墙上挂着一幅题为《死亡与拿破仑》的彩色木版画；门厅放着一块匾，刻着“Memento mori”（记住你必将死亡）。一位20世纪70年代的骷髅会成员这样解释这些死亡意向：“这不是关于恐怖，而是一种让人在年轻时体验到存在的有限的环境。每次我们环顾四周，便想起国王与乞丐的骷髅并无不同。”不断被提醒的死亡，也让成员们意识到，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成就自己，必须要尽早。
关于“秘密”的传统
关于骷髅会的许多故事，无论是历史真实性的还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人们认识与想象耶鲁的一面棱镜，更宽泛地说，是对精英主义老学校的权力统治着这个国家的想象。幕布之下，耶鲁、哈佛和普林斯顿都努力维持着它们的神话意义——存在着许多追求声望、关系网和友谊的秘径。耶鲁无疑是他们之中做得最突出的，秘密社团就是这样一条秘径。1923年，耶鲁人埃德蒙德·威尔森（Edmund Wilson）曾评论说，耶鲁的社会系统“有一种其他大学所不能比拟的道德上的压力”。1968年，当被问到为什么耶鲁的社团比其他大学的社团更能维持其神秘感，哈佛一位教授回答道，这与耶鲁一直更加强调成就和竞争力有关。而这种以个人成就为导向的校园氛围，很晚才进入哈佛大学。
1893年，耶鲁毕业的威廉·莱昂·菲尔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批评自己母校的社团制度说：“哈佛从来没有过像我们的高年级社团那么有影响力、那么具有反民主排他性的东西。”“每个人都看到了，想加入社团的人在‘大二’的时候是如何小心翼翼地选择同伴，是如何有技巧地操纵周日下午在惠特尼大道上散步，是如何特别小心地不被人发现与‘呆子’待在一起。”正是这种“耶鲁性”——威尔逊所说的“机器”和菲尔普斯所说的“操纵”，成为纽黑文校园独特的品性。1920年毕业于耶鲁的亨利·卢斯也是“骷髅会”成员。20世纪中期，他曾经问同是耶鲁毕业的学者托马斯·贝尔金（Thomas Bergin），大学校园地下秘密社团的意义是什么。贝尔金回答道：“本科生希望通过传统的高年级秘密社团，满足建立密切关系的渴望，但很多人也觉得，这些社团的声望太过嚣张。”卢斯回答道：“声望究竟有什么错？”这也许就是正宗的老耶鲁的看法。
后来成为耶鲁大学校长的亚瑟·哈德利（Arthur Hadley）曾说：“耶鲁的生活，充满持续不断的紧张感，让每个人的内在都得不到休息，但却使他成为共同体的一员。”他也是“骷髅会”成员（1876）。通常，社团的成员占高年级学生人数的不到十分之一，每周四和每周日晚上聚会。直至20世纪中期，理想的社团成员都是“格林威治出生，安多佛长大”的东海岸精英（格林威治指纽约曼哈顿的格林威治村，安多佛是指安多佛菲利普斯中学，是麻省一所私立的寄宿预备私立中学）。秘密社团与“耶鲁老贵族”几乎是同义词。他们与学校中心俱乐部式的Mory‘s餐厅里的工作人员态度有几分相似。那里的服务员用英国管家式的傲慢端上干酪汁或嫩肉片，如果你想多要一点酸辣酱，他们就会提起弯弯的眉毛。1871年，一位耶鲁人写道：“要仅用社会联系来评判一个人，实在很愚蠢。但如果仅用他的奖状或者奖学金来评判一个人，也更加愚蠢。用一种武断的标准来评价一个人无疑都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一定要用一条仅有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没有什么比加入社团体系更能掂量一个耶鲁人的分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