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鸠摩罗什所驻跸的户县是长安的西南门户，佛教中国化的起点，那么义净归国后驻跸的小雁塔，则是长安佛教信仰的中心、佛教中国化的奠基石。在这里，义净先后翻译出了《浴象功德经》、《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经》等经文，其译经总数达到61部，可谓卷帙浩繁。
根据史籍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义净的西行求法之旅何等坎坷艰辛，在僧人善行的陪同下，他于咸亨二年十一月从广州出发前往南海，20天后，抵达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义净在此停留6个月，同行的善行因病返程回国。义净在室利佛逝王的帮助下，渐次经历末耀瑜、揭茶、裸人国，来到东印度的耽摩立底，在此遇到玄奘弟子大乘灯禅师，住了一年，学习梵语等。然后跟随商队前往中印度，沿途遇到各种危险。周游各处圣迹后，义净于675年来到那烂陀寺，在此居住、学习10年。685年，义净带着诸多梵本经书准备返程，先经过耽摩立底，再过揭茶，在此居住近一年时间，证圣元年（695），义净回到洛阳，参与《华严经》翻译，先天二年（713）正月，辞世。
义净在归国途中，曾有反复，并在广州滞留一年之久，才返回长安。今天学界认为义净择机归国，当与武周革命有关。他从室利佛逝暂回广府，可能是打探局势。等他确信武氏登基，才携经北归。这是呈献给以奉佛为立国根本的新王朝的厚礼，故而得到天子亲迎的特殊礼遇。
根据史籍记载，证圣元年（695）九月，踌躇满志的武则天于南郊祭天，加号天册金轮大圣皇帝，赦天下，改元“天册万岁”。为了给即将诞生的武周王朝增添天命所归的合法性，在此前的五月，曾有官员声称于长安附近水中发现石函玉册，经义净本人释读，有“神圣万岁忠辅圣母长安”字样。这个举动，显示了义净并非顽固不知变通，全然忽视现实需要的沙门高僧：武氏需要利用其取经东归的高僧身份，通过释读玉册树立自己的权威，而义净亦打算为了使武周朝廷不再延续李唐独崇道家的信仰倾向，通过这一举动，借助君王之威，为弘扬佛法打开方便之门。
同样，回国后义净与后续其他高僧翻译《华严经》的工作，得到武后的赞助与大力支持，亦有现实政治上的考虑，陈寅恪在《武曌与佛教》中明白指出：“儒家经典不许妇人与闻国政。……此武曌革唐为周，所以不得不假托佛教符谶之故也。”北凉时代昙无净所翻译《大云经》中即有“佛告净光天女言……即以女身当王国土”的受记，恰好符合武氏的政治需求。总之，高宗朝后期至武周统治时期，通过丝路的中西佛教交流骤然升温，以及于长安兴起的译经、建寺运动，其实质在于创建以《华严经》为核心的佛学理论体系，借助朝廷之力和义净等高僧的学行威望，建立庞大的佛教宗派，扩大武后统治的政治基础。
陆路丝路之上，西行东来之佛教僧人，其沿途都曾受到西域绿洲各国招待，即便是在唐与吐蕃对峙时期，双方也对他们的往来加以通融和保护，其中又以高昌国最为殷勤：吐鲁番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高昌国到唐代西州府时期的官私文书，使得我们对于它的供奉客使制度有细致的了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虽然身份是行脚僧，但玄奘在高昌依旧得到了丰厚的优待，包括拨给其四位侍从沙弥，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以及绢一百匹，驮马三十，并派遣殿中侍御史欢信护送其至西突厥叶护可汗的王廷。
作为交换，这些丝绸之路上的东西往来的求法僧人，也曾将携带与抄誊的佛经留给敦煌沿途的信众与官府。敦煌文献S.5981号就记载了唐代僧人、鄜州开元寺观音院主智严，在同光二年（924年）3月初，自印度求法归来，到达沙洲后，巡礼敦煌佛教圣地，抄经赠与信众的经历，根据记载，智严随身带有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可见此书已经成为中土西行求法僧人的实用旅行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