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兴旺的国际化大都市，居住着来自各国的移民，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其中也包括萨保义君这样的波斯与粟特移民建立的祆教寺院。其中长安崇化坊的祆祠有明确记载，建于唐代贞观五年，建立者为粟特人穆护何禄，长安十字街南，仪风二年（677），波斯王卑路斯奏请于醴泉坊建立波斯胡寺。根据专家考证，在唐都长安，有迹可考的祆教寺院共有四所，分别位于布政坊西南、醴泉坊西北、普宁坊西北，以及靖恭坊西北。这些外来移民虽然长期在长安定居，生活习俗逐渐汉化，但依旧保持其信仰，在西安出土的《苏谅妻马氏墓志》证明，直到晚唐咸通十五年（874），萨珊波斯移民不仅保持着本民族的祆教信仰，而且还继续使用本民族的官方文字婆罗钵文，只有对照汉文与婆罗钵文墓志铭，我们才知道“苏谅”一名，来自萨珊王族的姓氏“Suren”。
祆教始通中原，最早有确凿证据可考的年代，是北魏与南梁时期。而“祆”字以宗教信仰之名在中国史书典籍中首次出现，是在唐代贞观年间所撰《隋书》“西域传”中。然而有一种说法，即在三国时代孙武黄武三年（224），天竺祆教高僧维祗难，与同伴竺律炎即来到武昌。由于在丝路上，宗教僧人往往伴随商队而行，而6世纪前，波斯萨珊王朝商人、使节来华不乏记录，而萨珊王朝又奉祆教为国教，那么这些商团与使团之中肯定有祆教徒存在，只是来去匆匆，尚未于中原开展系统传教与译经行为。直至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大力经略西域，社会生活趋于稳定之后，大批西域异民族长期定居中原的局面才逐渐展开。
相对于佛教、摩尼教、景教的积极向外拓展性格，祆教似乎显得内敛封闭，不过典籍史料中依旧零星有中国本土居民信奉改宗的例子，例如后魏肃宗皇帝，即在身边安排宠幸的祆教僧侣“蜜多道人”侍奉，唐人李朝威所撰《柳毅传》中，亦提到过“太阳道人”，称其信仰“以火为神”，既然传奇小说中有祆僧出没，则足见其在社会生活中之活跃。
祆教于7世纪因阿拉伯征服，以及晚唐社会动荡逐渐于波斯、中原两地式微后，却在丝路东端的绿洲地带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编号P.2748的敦煌藏经洞文书中，就有一篇《安城祆咏》，其作者可能是五代时期一位汉族官员或者供养人，诗中有“安城版筑日，神祠于此兴”，在同一批文书中，还有一篇以汉文写就的《傩安城火祆咒文》，肯定是为了方便其中原本土信奉者诵念所用。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中，坐落着古老于阗王国遗址——丹丹乌里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英国人奥利尔·斯坦因，都在这里发现过众多雕塑、壁画与木版画等文物。唐代，这里是隶属于阗的杰谢镇，在璀璨一时的宗教绘画艺术中，印度教、祆教与佛教神祇的形象被融合在了一起。1998年瑞士人克里斯托弗·鲍默在遗址西南部发掘了一座斯坦因曾光顾过的殿堂式建筑，发现了两组三人组合的神像壁画，在其中一组中，三位神祇分别是印度教神祇湿婆（佛教中的摩醯首罗）佛祖释迦之母摩耶·多利，以及梵天，然而其座下的神牛，以及梵天手中所握的日月与三叉戟，则是地道的祆教神祇元素，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聚居在这里的粟特人，通过绘制这些形象混同的神祇，在势力强大的佛教面前依旧在暗中保持着自己的原来信仰。
较之备受游客瞩目的萨保义君石椁，在少有游客光顾的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墓志特藏馆中，存有一座《回鹘米副侯墓志》，志盖为尽顶，无题额，通体饰卷草花纹。墓主人米公是一名成功的粟特人，官至“回鹘云麾将军试左金吾卫大将军”。不过，米公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志文第5～6行称墓主的身份为“清净光明大师”，由此可知，他是一位级别不低的摩尼教僧侣。
米国（Maymurgh）位处中亚，首府为钵息德城，很可能就是今天塔吉克斯坦境内的片治肯特，系昭武九姓中的一个小国，《大唐西域记》卷一写作“弭秣贺国”。根据记载，米公亡于“长庆癸卯十二月十六日”。按，长庆为唐穆宗年号，为823年。米公享年七十有三，则应生于天宝十年（751），其青壮年时代，正是摩尼教炽盛之时。
摩尼教，曾于9世纪至10世纪在西域辉煌一时，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组织的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于20世纪初，在高昌、柏孜克里克、吐屿沟的石窟中，发现了大量摩尼教文献与绘画残片，包括波斯文与帕提亚文，以及粟特文摩尼教经典、赞美诗以及供养题记。摩尼教，由波斯人摩尼在3世纪创立后，由于其教义充满了对现实世界的否定，遂被波斯萨珊王朝所禁，摩尼本人也被处以极刑。而在中亚地区，由于文化的交融与民族融合，以及贸易带来的较高自由度，摩尼教因其与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俗称拜火教）相同的二元论教义，而被迅速接受传播，自波斯传播至呼罗珊地区，再东进至粟特，吐火罗斯坦与西域吐鲁番地区，而粟特语也逐渐成为其通用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