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业内人看来，互联网电影平台已经度过了依托补贴打价格战的阶段，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意味着，电影产品的特殊属性将更加得到重视。国家规定电影票有最低限价，一般不得低于30元，价格战轰轰烈烈的时期，片方、影院、网站都要各出一部分补贴的款项，尽管这在整个电影票房市场“所占比例是极低的”。而在当下，拿出一部优质内容的、受众欢迎的电影，成了电影人和电影商人在谈论电影时的“根本”，尽管电影的优劣与票房仍然不可等观。在电影相关的产业链条中，电商从宣传发行进入其他辐射的领域：衍生品也好，相关的消费也好，甚至电影的投资。但是进入电影的制作，“现在还谈不到”。尽管他们有着依托大数据而来的对观众需求的细分与市场分析。
相对于电影人的“观众”，电商们还是更多地使用“用户”这个词。“电影票房现在可观，电影行业看起来繁荣了，根源的驱动能力当然在于我有这些用户，他愿意付费了。能赚到钱，就会有更多的创作者愿意投入电影这个行业。现在的中国，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财产）获益最好的方式就是两种，一个是电影，一个是游戏。”徐梧说，“所以现在不是传统的导演也都来拍电影了。用户、内容、终端都越来越多。”在王易冰看来，愿意付费的观众过去一直存在，他们不是被生产出了需求，而是被释放了需求。“其实单块银幕的产出现在也并没有太大的增长，平均上座率还是百分之十七八。所以电影票房的增加并不是单位的产出提高了，是因为横向的基数——影院的建设——扩大了造成的。”在中国电影最低谷的上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初，大量小城镇的电影院纷纷关闭，“不是三、四线的人没有观影需求，而是没有电影可放”。那时候一年才有50部电影，而且采取的是卖拷贝而不是分账模式，这让很多小影院因无法承担风险而没有电影资源。
今天的电影业以及电影商业面貌显然今非昔比，但行业的丰富、有序和可能性仍然有待建立。大数据的分析，也有待建立更深入的交互模型和分析方法。对于互联网的电影平台而言，服务的细分更加不可避免。“我们做的，是寻找好的、不同类型的电影，把特定的电影推荐给特定的人群。”顾莹说。从体量的考虑出发，格瓦拉把核心用户群仍然定位在一、二线城市，希望他们在自己的人际圈子里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从而形成良好的传播。他们也推出了“新放映”的概念。“一块是‘新商业’，是有潜质的商业片，像《夏洛特烦恼》或者是《滚蛋吧，肿瘤君》这样的片子。还有一块是‘新经典’，可以理解为文艺片、类型片，有电影节气质的影片，比如说最近做的《心迷宫》，是一个新导演的处女作，但已经获得了世界上大大小小17个电影节提名奖，还有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等。”基于大量三、四线城市用户而飞速扩大影响力的猫眼电影，也在尝试不同层面的用户划分，为他们提供不同类型与定位的影片。“猫眼覆盖了电影爱好者，而美团就覆盖了电影的中低频消费者。”徐梧说。